生活气息。

其次，“微笑”也体现了“我”对自我的一种认知与接纳。“我”没有刻意追求成为诗人，也没有试图进入诗歌的圣殿，而是以一种自然、随性的方式存在于诗歌的边缘。这种自我认知，使“我”能够摆脱诗歌创作的压力与束缚，以一种更加自由的心态欣赏诗歌、感受诗歌。“我”的微笑，是对自我存在方式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世俗价值观的一种无声反抗。

（二）与观音形象的精神共鸣

将“我”的微笑与观音的微笑相类比，进一步深化了“我”的超然形象。观音在佛教中象征着慈悲、智慧与超然物外的境界，“我”与观音的微笑产生共鸣，暗示着“我”在精神层面上达到了一种超脱世俗的境界。“我”虽未像诗人那样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但却以一种更加豁达、通透的方式理解诗歌与人生。这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使“我”能够在诗歌的世界中自由穿梭，既不被诗歌的神圣性所束缚，也不被世俗的功利所左右，从而实现了对自我与诗歌关系的重新定位。

五、方言特质：粤语诗的独特魅力

（一）语音与词汇的地域特色

粤语的语音系统复杂多样，九声六调的独特发音方式赋予诗歌丰富的音乐性与节奏感。在《诗?诗人?我》中，“系”“啲”“嘟”“噈”等粤语方言词汇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强了诗歌的地域特色，更使诗歌具有一种独特的口语化表达风格。这种口语化的语言，拉近了诗歌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诗歌更具生活气息与亲和力。同时，粤语中保留的大量古汉语词汇与语法结构，也为诗歌增添了一份古朴典雅的韵味，使其在现代诗歌中独树一帜。

（二）方言对诗歌意境的塑造

方言的运用不仅体现在语音与词汇上，更对诗歌意境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粤语所承载的岭南文化与地域风情，为诗歌营造出独特的文化氛围。当读者阅读“粤北韶城沙湖畔”这样的表述时，脑海中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岭南地区的山水风光、人文景观，从而使诗歌的意境更加丰富、立体。方言的使用，使诗歌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通过诗歌，读者可以感受到岭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民俗风情，增强了诗歌的文化内涵与艺术感染力。

六、结语：诗学探索的永恒之路

树科的《诗?诗人?我》以其独特的粤语表达、深刻的哲学思考与丰富的意象运用，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诗歌通过对诗、诗人与“我”三者关系的探讨，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诗人的精神困境以及自我的认知与定位。在语言的寺殿中，诗人以虔诚的姿态追求诗歌的理想，而“我”则以超然的微笑审视诗歌与人生。这种多元的视角与思考，展现了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无限可能性。

同时，粤语方言的运用使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文化个性，打破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同质化倾向，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诗?诗人?我》的创作实践表明，方言不仅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工具，更可以成为诗歌创新与发展的源泉。在当代诗歌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树科的粤语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诗学探索之路，启发我们在诗歌创作中既要坚守诗歌的本质与精神，又要勇于突破语言与文化的界限，不断开拓诗歌创作的新领域。

这首诗所引发的关于诗歌、诗人与自我的思考，将继续在诗歌的历史长河中回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在诗学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