玑巷\"的移民史指涉，构建起方言的文学飞地。这种写作可比拟克里奥尔语作家夏莫瓦佐对马提尼克方言的坚持，但树科的独特价值在于，他将粤语书写纳入中华文化\"雅俗交融\"的传统——\"囍奏韶华嘅乐章\"既保留了民间婚俗的喜庆质地，又通过\"韶华\"的文学典故赋予其雅致的维度。这种处理恰如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理论在方言诗歌中的体现，但树科通过\"舜帝南巡\"等历史符码的植入，使俗语获得了史诗般的庄严感。

树科的方言诗学实验，在当代诗歌\"声音转向\"的潮流中具有前瞻意义。从\"韶音\"到\"乐章\"的意象链，暗示着诗歌回归\"歌\"本源的自觉。粤语丰富的入声字在\"石溪湾\"、\"三峰岭\"等地名中形成铿锵的节奏脉冲，使诗歌获得超越文字表意的声音叙事。这种探索可比拟韩波《元音》中对语音象征主义的实践，但树科通过\"通天塔\"等宗教意象的植入，使声音本身成为通灵的媒介。尤其当\"菩提\"的三重吟诵在纸面回荡，我们仿佛听见了六祖惠能\"以音声求我\"的禅机在现代语境中的回响。

《韶州撷光拾影》的文学史意义，或许在于它为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了方言突围的路径。当新诗面临\"失歌\"的责难，粤语天然的韵律性为诗歌找回了音乐性；当城市书写陷入同质化危机，韶关的\"三江六岸\"提供了地理诗学的样本；当文化记忆被博物馆化，\"丹佬霞姑\"的民间叙事使历史重获体温。树科的实践启示我们：诗歌的生机或许不在于向前突进，而在于向下深挖——在方言的矿脉中，埋藏着未被标准语规训的原始诗性。就像组诗中反复出现的\"韶\"字，既是虞舜乐舞的雅言遗存，又是粤语中\"继续\"的方言发音，这种音义的叠合，恰是汉语诗性本源的最佳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