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弟》最终指向的，是后现代语境下人的生存困境。当血缘的圣殿崩塌，当契约的纽带断裂，我们如何在语言的废墟上重建身份？诗人没有给出答案，而是将问题抛回给语言本身。那些充满张力的否定句式，那些粗粝的市井俚语，构成了德里达所说的"延异"游戏，在解构的深渊上，永远延宕着意义的抵达。

这首诗的真正价值，或许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每个人都是"契弟"——既是血缘的异乡人，又是语言的流浪者。而诗歌，或许就是我们对抗身份虚无的最后堡垒，在方言的褶皱里，永远保存着重建伦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