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方向的绝对性。诗人暗示：绝对真理或许就像\"包剪?\"的游戏循环，每种选择都能被另一种选择制约，而游戏者必须投入这个循环才能获得存在的实感。\"油条\"与\"铁轨\"的并置更暗示着：生命的\"登对\"可能存在于表面分离（铁轨）而实际并行之中，也可能存在于表面粘连（油条）而终将分离的事实里。

树科的方言诗学在深层结构上呼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粤语在此成为私人语言与公共语言之间的过渡地带，既保持个体经验的特殊性（如\"饱佬点知饿仔饥\"的切身性），又通过方言社区的共同理解获得交流可能。诗中反复出现的视觉动词\"睇\"（看）与判断动词\"知\"形成认知张力，暗示真理既是显现的又是隐匿的——就像粤语发音中那些无法书写的音调变化，意义存在于声音的细微褶皱里。

《对同错嘅》的终极辩证法则体现在：它用最地方的语言（粤语）探讨最普世的命题（对错），用最游戏的态度（包剪?）处理最严肃的主题（存在），用最具体的物象（油条、铁轨）承载最抽象的思考（二元关系）。这种诗学策略打破了当代诗歌要么陷于地方民俗展览、要么流于概念空转的两极分化，为汉语诗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方言可以不是怀旧的乡愁符号，而是思维创新的实验室。

当普通话诗歌在全球化语境中日益面临表达同质化的危机时，树科这样的方言写作恰如诗学领域的\"阴阳唔媾\"——它拒绝被主流诗歌话语完全收编，保持着自己音韵和思维上的异质性。这种异质不是刻意为之的地方主义，而是语言自觉的自然结果。在《对同错嘅》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被观赏的方言标本，而是活生生的方言思维，那些\"嘅\"、\"啦哈\"、\"噈梗喺\"等语法标记，正如油条表面的褶皱，记录着语言在与现实摩擦时产生的全部丰富性。

该诗最终实现的诗学突破在于：它将辩证法的正反合逻辑，转化为粤语特有的音义纠缠美学。每个方言词汇都像诗中所说的\"矛盾嘅纠缠\"，在声音与意义、地方与普世、具体与抽象之间保持张力。这种张力不是待解决的难题，而正是诗歌要呈现的存在本相。当诗人说\"试试包剪?啦哈\"时，他不仅是在提议游戏，更是在示范一种诗性思维——真理或许就存在于永不停止的辩证游戏中，就像粤语中那些永远在声调间滑动的音节，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说着\"对\"与\"错\"的永恒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