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嘅咀\"等粗粝意象的引入，有意对抗着精致化的中产审美趣味，这种策略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降格一脉相承，但树科赋予其更鲜明的方言文化立场。

从文学史维度看，该诗延续了香港\"三及第\"文体（文言、白话、粤语混杂）的传统，但将市井幽默提升为存在之思。20世纪香港诗人崑南也尝试过粤语哲学诗，但更多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实验；而树科的创新在于让方言真正成为思辨发生的原生场域。这种写作对\"方言能否哲学\"的命题给出了肯定答案，其意义不亚于但丁用佛罗伦萨方言写作《神曲》对欧洲文学的重塑。

《靓嘅哲学》的终极启示或许在于：当全球化使审美日益趋同，唯有扎根于方言的差异性诗学，才能守护人类感知世界的多元可能。树科通过粤语中\"靓\"这个审美基元的重新编码，既对抗着标准汉语的美学垄断，也避免落入地方主义的封闭性。诗中\"山清水秀自然靓\"的宣言，表面看是传统山水审美的延续，实则是以方言的在地性重建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这种关系在普通话的宏大叙事中往往被抽象化，而粤语的具体性能指将其重新锚定在生活经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树科的方言诗学不仅是语言的抗争，更是一种存在方式的哲学辩护，它证明美的真理性永远生长在地方性知识未被规训的裂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