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越想越觉得苏老这招高明，白釉黑彩葫芦瓶虽然也是好东西，但相比辽三彩来说，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历史意义都要逊色一些。不过对辽江省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毕竟他们本来就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能保住一件已经算是天大的恩赐。

这背后隐藏着更深的考量——责任！三件文物走私和一件文物走私，看似只是数量上的差异，实则在定罪量刑上有着天壤之别，数量，决定了责任的大小轻重！

陈阳深知这其中的门道，走私文物的量刑标准是按件数计算的。三件国家一级文物的走私案，那可是要追究当地相关负责人重责的，搞不好相关责任人都要进去蹲几年。

但如果只是一件的话，处罚力度就会大大减轻，最多也就是行政处分，不会涉及刑事责任。这一减二的差别，可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而是关乎到多少人前途命运的大事。

按照苏老的意思，将《东丹王出行图》和绿釉贴花杯上交上去，这看似两件，其实就是一件文物而已。

这幅《东丹王出行图》现在不能算文物，只能说疑似。

确实如苏老所说，这幅画虽然看起来年代久远，笔法也颇有古意，但缺乏关键的鉴定依据。在文物鉴定领域，疑似和确定之间隔着一道天堑，没有确凿证据，任何东西都不能轻易定性为文物。

这幅《东丹王出行图》没有藏印、没有题跋，想要鉴定出来，那得花费老鼻子时间了，所以这件先不能算。

陈阳想象着那些专家学者们围着这幅画争论不休的场面，有的说是真迹，有的说是仿品，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没有藏印就意味着无法追溯这幅画的流传历史，没有题跋就缺少了当时人的直接证明，这样的画作要想得到权威认定，确实需要大量的技术检测和史料比对。光是碳十四检测、颜料成分分析、纸张纤维检测这些科学手段，就得花费数月时间，更别说还要请各路专家反复论证了。

就算最后鉴定出来是真迹，也没有太大责任，谁敢拍着胸脯说，这一定是文物？

陈阳心里清楚，这就是苏老的高明之处，将责任风险降到了最低。即便这幅画最终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相关人员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当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确实无法确定其真伪，这不能算是我们的过失。”这种合理怀疑的存在，就是最好的免责理由；如果鉴定不出真伪，那就更好，一点责任都没有。

所以，只有上交上去的那件绿釉贴花杯算一件文物。

想到之类，陈阳暗自佩服苏老的深谋远虑，这样一来，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从原本的“重大文物走私案”变成了“单件文物处置不当事件”，责任等级直接下降了好几个档次。

等绿釉贴花杯最后鉴定结果出来了，当时是按照北齐时期上报的，结果经过鉴定不是北齐时期的，而是辽代的，这责任就更轻了，撑死就是个疏忽。

陈阳越想越觉得这个计划的精妙之处，如果绿釉贴花杯最终被鉴定为辽代文物而非北齐，那相关人员完全可以说是学术判断失误，这在文物界是很常见的事情，毕竟考古学和文物鉴定本身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种“学术性错误”和“故意隐瞒”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前者最多是专业能力问题，后者则是品德问题。

如果现在把四件都上报上去，那就可以直接打你个玩忽职守！

陈阳想到这里，不禁为苏老的老谋深算而感到震撼，四件国家级文物同时出现在一个案子里，这绝对会引起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到时候层层追查下来，每个环节的责任人都逃不掉。那些本来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问题，都会被放大镜检视，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成为追责的理由。

毕竟一件辽三彩就是国家一级文物了，这责任推不掉。

按照苏老的计划，这样一番乾坤大挪移，江东省明面上收获了一件货真价实、价值连城的国家一级文物，背地里还赢得了伯乐识珠的美名，简直是名利双收，乐开了花；而辽江省虽然没能彻底摆脱干系，但总算是金蝉脱壳，把烫手的山芋扔了出去，责任也降到了最低，几近于无，也算是暗自松了一口气。

更妙的是，这一系列操作下来，陈阳也在无形中获得了好处，江东省文物界的人，提起陈阳的名字，那都得竖起大拇指，称赞他眼光独到、慧眼识珠，毕竟是因为他陈阳的力挽狂澜，江东省博物馆才能喜添一件镇馆之宝级别的国家一级文物。

有了这层关系，以后在江东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