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宝贤微微点头。

    京师直沽对商人态度的改变，这其中的变化十分微妙，并不是官府的几句口号，苏泽的几篇文章，或者朝廷的几道政令改变的。

    用范宽的分析，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

    最大的原因，是官员政绩的变化。

    在朝廷开放海禁，又在京师征收商税以后，增长最快的市舶税和商税，就成了官员考察的关键指标。

    比如林秉正这样的机敏官员，很快就发现了商税征收作为政绩考核的特殊之处。

    各县的官员，其实都是横向对比的。

    横向对比的意思，就是县令政绩优劣，大部分都是同府下的县令竞争。

    以往考核的第一件事是田税。

    田税征收是头等大事，但是大明已经建立几百年了，能够收的上来的田税早就收上来了，收不上来的田税也早就放弃了。

    同府各县的情况差不多，在田税上出彩的难度很大。

    剩下来的劝农课桑，教化百姓，整肃民风之类的指标，都是非常务虚的，很难量化考核、

    这时候，商税出现了。

    也不知道是户部故意的，还是说自然而然的结果。

    顺天府作为商税和新吏改革的试点地区，迅速就将商税征收和官员考评挂钩。

    商税增长是可以量化的指标，也是最容易考评的项目，毕竟谁也不会为自己的政绩，自己往国库里交银子的。

    而随着这种官员政绩考察的风向变化，顺天府各县衙门对于工商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严征商税的同时，官府也开始意识到，要留住能提供稳定税收的工商业者。

    工商业主，不是困在土地上的农民。

    他们是可以走的。

    而行商更是可以避开县城，大不了就不来你们城市做买卖就是了。

    当官府明白了这一点后，这种改变就是从内而外的。

    首先就是很多县城取消了歧视性的政策，比如商人不能穿绸缎之类的。

    其次就是承认他们合法产业的收入，严禁不法胥吏骚扰，打击影响商业活动的地痞无赖黑帮。

    最后就是给出一些土地和政策上的优惠条件，鼓励商人开办工坊。

    事情发展的时候，还收获了一个意外的结果。

    在获得更多商税后，官府也养得起更多新吏，结果就是官府的办事效率和廉洁度都提升了。

    京畿地区的百姓，不少也都是识字的。

    经过《商报》等报纸的宣传，就是最保守的士大夫也要承认，县里的发展确实和商人交税有关。

    顺天府发生的事情，就是苏泽四民道德理论的一个验证。

    商人要获得权力，就必须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