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楞严寺的账目很简单，主要收入就是三块，香客捐献、僧田产出和高利贷收入。

    这三块，其实都和账房没多大的关系。

    香客捐献，要防的是僧人贪墨，僧田产出，主要是管理佃户。

    高利贷收入最简单了，楞严寺为何能有那么多武僧，那不就是为了高利贷催收业务训练的吗？

    可现在不同。

    法严和尚是个聪明人，他已经意识到了时局的变化，做好了转型准备。

    而事实证明，楞严寺的提前转型，才是楞严寺能在京师寺院中崛起的关键。

    现如今，寺院三大业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香客捐献影响最大。

    这件事还和苏泽有关。

    明代寺院，除了金融功能外，也要给香客提供文化需要，这就是讲经。

    无论是东方的讲经，还是西方的布道，其实和说书差不多，就是要用通俗的佛教故事来教化百姓。

    而更多百姓去佛寺听经，也不是为了受教去的，而是在这个缺乏娱乐的时代解闷。

    当然，听着听着就皈依我佛也是正常的。

    总而言之，讲经是佛教的“拉新”手段。

    而随着报纸出现，娱乐方式更丰富了，更少的人愿意来佛寺听讲经了。

    讲经？能有《西游记》好玩？

    当然，原本虔诚的信徒还是会捐献香火钱的。

    但是没有新的信徒，等原本的信徒老死，那时候就已经晚了。

    除此之外，僧田的产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这倒不是说僧田的产量低了。

    而是京师粮价日趋稳定，僧田产出的利润减少，而且京畿地区的地租也很难收上高租息。

    最后就是高利贷生意了。

    当然，寺院的高利贷一般叫做“长生库”，名义上寺院和信众的互助金库。

    但实际上这年头的贷款基本上都是高利贷，九出十三归都是正常操作，两三倍利息才是常规的。

    不过《大明民律》出台后，官方也对最高利息进行了限制。

    官方的标准时唐宋时期的官方标准，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李一元考证了青苗法，“二分（利息）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认为这是明代以前的合理官方利息，所以限定这个数额为官方利息。

    而民间贷款，不能超过官息的两倍，也就说四分利息是官方承认的，超过部分就不认了。

    虽然苏泽依然觉得很高，但是想到这是大明，其实能给最高利息做出限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

    而因此而来的诉讼，在镇抚司民案司的几次判决后，都偏向了借钱一方，否认了出借方高息的合理性后，寺院的高利贷生意大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