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

    旧唐书上，李渤陈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说了，易简前、刘安世、李秉常、崔敬传，白纸黑字，动辄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这个说法都很是常见。

    当初给两宫上徽号的时候，礼部行文都还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圣母徽号在迩。”

    对于正统王朝而言，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圣金衣。

    也只有司马家看到这几个字，才会节目效果十足。

    否则，他朱翊钧，为何整天被称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来源，所以，向来是不允许讨论的。

    其中最为敏感的地方，就在于，儒家体系中，皇帝是什么时候占据了“孝”顶点的生态位？

    那就是自大一统之后！这是一次正统儒学的嬗变！

    大一统之前的儒家，还很纯粹。

    孟子曾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孔子亦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对我好，我才会对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别怪我诛独夫了——这就是朱翊钧此前考成学业，请人观礼的内容。

    但自汉以后，这种后天形成的双向义务，逐渐演变成了天然的单向义务。

    也就是所谓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这种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概念，儒家是没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辩经。

    儒家没有，法家有啊。

    六经注我，经学必备——于是董仲舒便将法家的这一套，缝合进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称之为移孝作忠。

    经学概念里，称其为外儒内法。

    治国框架中，则称其为家国同构。

    孝子必出忠臣嘛。

    称号是对权力的追认，同时又进一步加强其正当性，君父一词，尤是如此。

    缝合的儒学，主要是为了解释皇帝统率天下的合法性来源，不是真的来搞哲学思辨的。

    理所当然地，这事也就失去了讨论的余地。

    要是深究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质疑皇权？

    朝官至多用用短语，从不会讨论这方面的经义。

    所以皇帝问出这个问题之后，何洛文仰头看着房梁，陶大临缩在申时行身后，马自强左顾右盼。

    而直面这个问题的张居正，更是面色阴晴不定。

    首辅张先生，现在很想说一句，孩子，为了你好，别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