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很多时候，明末的起义军是不得已才采用这一套模式。

    像明朝这种，到了晚期并且拖欠饷银严重，还能拉出数十万野战部队的王朝，少之又少。

    明廷的剿匪力度之大，放在其他朝代简直难以想象。

    很多起义队伍，攻破城镇后不分阶层，实施无差别抢掠，军事上胜则骄狂冒进，败则一溃千里。

    更重要的是，这群首领天生就仇视文化精英。

    其中就以张献忠为首，杀起士人来毫不手软。

    江瀚看着李立远，解释了半天：

    “咱们打下保宁府，乃至整个四川，不是为了抢一把就走的，而是要以此为根基，发展壮大。”

    “杀光这群乡绅容易，可后面的麻烦就大了。”

    “保宁府三十万百姓要吃饭；赋税要人收，户籍要人管，文书要人写，水利要人修，讼狱要人断”

    “这些事儿，光靠我们这点人可干不过来。”

    “把他们全杀光了，谁来替咱们做事？”

    “难道靠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来干？等他们学会怎么治理地方，这保宁府，恐怕早就乱成一锅粥了。”

    说白了，江瀚现在要面对的局面，和历史上，刚入蜀时的张献忠差不多。

    张献忠入川初期，政策相对温和，旨在争取各方支持。

    打击的对象，也仅限于那些坚决反抗的官绅。

    根据地方志和当时在川的耶稣会士记录显示，其治下初期社会秩序稳定，甚至有大量的明朝官吏，转投了大西政权。

    可后来，大西军因粮饷短缺，实行“打粮“政策，再加上过度依赖没收财产，严厉镇压地方叛乱，波及了大量平民。

    这就导致了四川各地，叛乱四起。

    许多大西军派出去的地方官员，不停地遭到地方反抗武装的袭击，死伤惨重。

    （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在三四月之内，连杀十余县官者。）

    张献忠为了打击报复，在攻陷成都后，便以‘科举’为名义，召集全川的士子前来应试。

    随后，‘聚之于大悲寺，尽杀之’，遇难者达数千人之多。

    （献忠性情猜忌，恐士子通敌，遂以‘结党谋逆’为由，屠戮应试者。大悲寺之变后，蜀地文人，几近断绝。）

    在皇权不下乡的古代，屠杀学子、士绅，基本上就等于自毁基层的治理网络。

    至此，张献忠的治下，赋税、户籍、水利等，全盘瘫痪。

    政令更是出不了成都府一步，税收断绝。

    于是他只能被迫走上继续抢掠和屠杀的道路，最终彻底失去了人心。

    张献忠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所以江瀚一定要避免自己重蹈覆辙。

    保宁府三十万百姓，四川三百万百姓，只靠他一个人是治理不过来的。

    这些保宁府的士绅，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地，用这种软钉子来对抗江瀚。

    就是因为他们看准了江瀚想要争霸天下，所图甚大。

    争霸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