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的话音刚落，台下短暂的寂静便被一阵热烈的掌声打破。

明眼人都能听出来，掌声并非出于礼貌，更多是对于一场逻辑清晰、观点新颖且表达流畅的学术汇报的认可。

许多学者的眼中闪着光，仿佛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新鲜思路。

前排的几位大佬微微颔，森内特虽然依旧一副半眯着眼的老猫样，但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的节奏，暴露了他内心的满意。

主持人笑着示意大家安静，“感谢李乐博士非常精彩、富有启性的报告。

现在进入提问环节，时间有限，请大家简明扼要。”

话音刚落，台下立刻举起七八只手。

主持人先点了一位坐在中间、戴着贝雷帽、气质像艺术家多过社会学者的老先生。

“李博士，非常有趣的框架。”

老先生声音洪亮，“我是巴黎政大的乔瓦尼，你提到算法权力是一种新型的微观权力实践，我完全同意。

但我想问，在你的模型中，个体的能动性体现在哪里？难道我们只是被算法和数据流驱动的提线木偶吗？你的理论是否过于强调结构性力量，而忽视了人在数字迷宫中的反抗和创造性挪用？”

语气和善，但问题尖锐，直指核心，所有人都看向李乐。

李乐笑了笑，不慌不忙地拿起水瓶抿了一口，仿佛在品味问题本身。

“乔瓦尼教授，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切中了许多批判理论家的担忧。”

他放下水瓶，屁股不由主的靠在讲台边缘，身体微微前倾，“我的模型并非要否定能动性，恰恰相反，它试图在一个更复杂的权力场域中重新定位能动性。”

“您看，传统的反抗可能是罢公、油行。

但在网络社会，能动性可能表现为更微妙的形式，比如，网民创造的梗或迷因，可以瞬间解构官方叙事，再比如，用户通过复杂的隐私设置、使用多个账号、甚至开反追踪插件，来规避平台的监控。”

“个体当然不是完全被动的靶子。

想象一下，算法推荐给你十条你可能爱看的内容，你偏偏要点开第十一条它觉得冷门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微小的抵抗。”

“这就像是一种数字时代里弱者的巧妙办法，是小规模的反击。

我的框架想强调的是，这种主动性的施展，其舞台、工具和规则，已经被技术和平台预先设定和限制了。

我们不是在空地上自由跳舞，而是在一个布满看不见的墙壁的舞池里。

认识到墙壁的存在，正是为了更聪明地跳舞，甚至找到砸墙的锤子，而不是假装墙壁不存在。”

他顿了顿，用一个比喻收尾，“就像我们不能因为鱼在水里游，就否认水的存在和阻力。

我的模型是想分析水的成分和流向，从而理解鱼的各种游法——包括那些试图逆流而上或者想挖条新水道的叛逆之鱼。”

幽默而形象的比喻引来一阵轻笑和点头，乔瓦尼教授也满意地坐下了。

主持人又点了一位年轻的女学者。

“李博士，谢谢你的报告。

我是华沙大学的齐林斯卡。

你提到方法论的挑战，主张多模态田野。

但这是否意味着研究者需要成为技术专家、数据分析师和传统民族志学者的三重结合体？这对年轻学者来说门槛是否太高了？我们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合作模式，而不是期待人般的个体研究者？”

李乐瞅了一眼拿着话筒的金碧眼，身高足有18o，身材s+的姑娘，心里想着，这条件学社会学？可惜了啊。

又瞟见刚刚一直闷不吱声的森内特转过头盯着人姑娘看，噫

“美丽的女士，您这话，戳到了我的痛处，”

李乐做了个夸张的苦脸，台下又是一阵轻笑，“说实话，我写代码的水平，大概只够写个只会做加法的计算器。”

“不可否认，您说得非常对，这确实是个现实挑战。

我个人认为，未来的方向更可能是团队合作，而非培养全能型个体。

社会学家、数据科学家、程序员甚至伦理学家组成跨学科团队。

就像拍电影，需要导演、编剧、摄影师、音效师各司其职。”

“当然，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核心任务依然是提出真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和价值判断。”

“技术工具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

我们不需要自己会造摄影机，但得知道怎么用它讲好故事，以及判断什么故事值得讲。

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