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下无可用之兵，职权被架空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朝廷已被奸人掌控的明证？

高杰在一旁听得心头紧，暗自嘀咕：若是当年那个追得自己上天入地的仇人当了皇帝，自己哪还有活路？

邢夫人白了他一眼，冷笑道：

“真要是那人登基，你还能活到今天？

咱们当年在山西做总兵，为何要逃到徐州？

还不是被他追得无路可退？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十月，十九个月过去了，以他的性子，能允许咱们移镇扬州？”

高杰顿时恍然大悟——

龙椅上坐着的绝不可能是那个睚眦必报的人。

马士英也回过神来，可新的疑问又冒了出来：

紫禁城里那位用“乾德”

年号的皇帝，到底是谁？

崇祯皇帝确实算不上明君，性格多疑又刚愎自用，尤其爱听东林党人的空谈，对监军太监的汇报更是深信不疑。

他对地方官员、总兵的了解，大多来自监军的一面之词。

就像晋商多年走私资助后金，监军明明参与其中，却从未有人向崇祯揭；

可对那些不肯行贿的官员，监军们有的是手段罗织罪名、打击报复。

这般朝政乱象，也难怪马士英会误以为大明早已覆灭。

马士英的遭遇便是这朝政乱象的鲜活例子。

崇祯五年，他刚被任命为佥都御史巡按山西，上任未满一月，就被指控冒领公款数千两贿赂朝中重臣，事后直接被流放南京。

这事细究起来颇为蹊跷：

巡按并非布政使，压根没有直接经手公款的权力，公款流转也从不经过巡按之手。

偏偏是监军站出来告，不仅数额说得凿凿，连“贿赂重臣”

的细节都言之凿凿。

更耐人寻味的是，同一年宣府巡抚沈棨因查获晋商走私案，反被罗织贪腐罪革职，还牵扯出包括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在内的十七名官员——

而马士英被控行贿的“重臣”

，正是周延儒。

沈棨案爆后，周延儒遭温体仁等人弹劾，次年便“以病乞归”

，崇祯毫不犹豫地免了他的辅之职。

这背后的政治倾轧与利益纠葛，早已写满了朝堂的每一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