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他难忘的，是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的一场仗。那时候他在营州（今辽宁朝阳）幕府，敌军来犯，将士们在前线拼命，将领却在中军帐里喝酒、听琵琶。高适站在城楼上，风把战袍吹得猎猎响，看见下面的士兵一个个倒下，血把雪地染成红色，再回头，帐里的歌声还飘过来——他攥着拳头，当晚就写下了《燕歌行》。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这两句诗，他写得又快又狠，墨汁都溅在了纸上。写完后，他把笔扔在桌上，哭了——他不是哭自己，是哭那些死在前线的士兵，哭他们的血，换不来将领的一句关心。

    后来这首诗传到长安，连唐玄宗都读了，说：“这个高适，写出了边塞的真模样。”高适的名字，终于被人记住了——不是因为他是“穷书生”，是因为他的诗里有血、有泪、有将士的魂。

    46岁那年，高适考中了进士，被派到封丘（今河南封丘）当县尉。这是个小官，管着催租、捕盗的事，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想的是去边塞建功，不是在县里欺负老百姓。

    有次，县令让他去催租。他走到一个老农家里，看见破屋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老农的老婆躺在床上咳，孩子瘦得皮包骨。老农跪在地上，手里捧着一把糠：“官爷，家里就这点东西了，求您放过我们吧！”

    高适拿着鞭子，手都在抖。他想起在梁宋种地的日子，想起母亲熬粥的样子，把鞭子扔在地上：“我不能催，你们的苦，我懂！”

    回去后，县令把他骂了一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连租都催不回来，要你何用！”高适梗着脖子说：“催租就是逼死老百姓，这差我干不了！”当天，他就写了辞职信，里面有两句诗：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这不是抱怨，是他心里的痛，是一个读书人最后的底线。

    离开封丘那天，老百姓都来送他，有人塞给他鸡蛋，有人给他缝了双布鞋。高适抱着那些东西，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没给老百姓做什么，老百姓却把他当亲人。他心里更坚定了：将来一定要做个好官，不欺负人，不辜负人。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都快被攻破了。唐玄宗逃到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

    高适听说后，连夜往灵武赶。那时候路上全是叛军，他躲躲藏藏，走了半个月，终于见到了肃宗。肃宗问他：“现在叛军势大，该怎么办？”高适没慌，把想好的计策一条一条说出来：“叛军虽然人多，但都是乌合之众；只要守住潼关，再调西北的兵来夹击，肯定能赢！”

    肃宗听了，特别高兴：“没想到你不仅会写诗，还懂打仗！”当即任命他为侍御史，让他跟着大军平叛。

    后来，永王李璘在江南叛乱，肃宗又派高适去平叛。高适带着兵，在长江边布防。他知道永王的军队不擅水战，就下令造了很多火船，趁着夜里顺风，一把火烧了永王的战船。没几天，叛乱就平定了——这时候的高适，不再是那个只会写诗的穷书生，是能领兵打仗的将军了。

    有次打仗回来，他在营里写了首《塞下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诗里的豪情，不是瞎写的，是他拿着剑，在战场上拼出来的。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59岁的高适被封为渤海县侯。那天，他穿着紫色的官袍，手里拿着侯爵印，站在长安的朱雀大街上，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那个在梁宋田埂上扛锄头的穷小子，那个在长安破庙里躲雨的书生，那个在边塞风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