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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温特沃斯·米勒悠闲地浏览着网络上关于艾美奖陷入舆论危机的各种报道和喧嚣的评论，内心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快意。

“舒服！真是大快人心！”他忍不住对着身边的男友卢克·马克法莱恩说道。

“米勒，我们这样……公开地对艾美奖的困境表示幸灾乐祸，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卢克显得有些顾虑。

“有什么不好的？”米勒反问道，“如果不是他们当初肆无忌惮地打压我们，我和《越狱》怎么可能在艾美奖上屡屡受挫，最终空手而归？”

“哦……可是，李先生毕竟是华夏人，而我们是米国人啊，这样帮着‘外人’对付自己国家的奖项，会不会……”卢克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身份认同上的纠结。

“那又怎么样？”米勒不以为然地打断他，“我们难道不应该站在正义和公平的一边吗？难道仅仅因为国籍，就要对明显不公的现象视而不见，甚至默许吗？”

卢克·马克法莱恩突然沉默了下来。他转头看向自己笔记本电脑上贴着的自由女神像贴纸，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一种复杂的情绪萦绕心头，但又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

最终，他也只能喃喃地附和道：“或许……你说得对，我们应该站在正义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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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深究起来，李琦为何能够如此迅速且有效地推动这场“反艾美奖”运动？

原因无他，巧妙运用了“公知”和舆论的力量而已。

李琦的逻辑很清晰：既然米国的文化力量和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其支持的“公知”在华夏乃至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那么，自己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其身，在米国也寻找和扶持一批对现有体制不满、愿意发声的“公知”和行业批评者呢？

李琦在几次前来米国布局业务的时候，就已经有意识地在进行“统战”工作，接触和联络了一批对米国影视行业现状、特别是奖项评选机制不满的影评人、学者、独立制片人和不得志的创作者。

对于这些人来说，反抗艾美奖的“垄断”和“不公”，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号召力和道德正当性的借口——他们是“为自由而战”，是为了打破大公司的垄断，为中小创作者争取上升空间！

“自由”嘛！这个口号在米国社会拥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

许多业内人员早就对几大传媒集团垄断资源、压制创新的现状心怀不满，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契机和强有力的支持来将这种不满转化为实际行动。

李琦恰恰提供了这个契机，并且，更为关键的是，他提供了他们…最喜欢的oney！

于是，李琦几乎没费太大力气，就成功地撬动了一个支点。

而就连李琦自己最初也没有预料到，事情一旦启动，发展会如此迅猛、势头会如此猛烈。

舆论的浪潮一旦形成，便有了自身的生命力和惯性，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李琦的完全掌控范围。

为什么大众会对此事如此乐此不疲？

为什么大众会对此事如此乐此不疲？或许是因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复杂心理——人们喜闻乐见权威的倒塌，尤其是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上位者的挫败和毁灭。

这其中掺杂着一些原始的，甚至略带野蛮的“看客”情绪在其中。

正如张国丽演的那部电视剧里那句台词：

“今天皇上杀了贪官王亶望，百姓欢呼雀跃，明天皇上杀了清官纪大人，百姓照样欢呼雀跃。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纪大人是不是好官，他们可能无从分辨，也根本不关心其本质。

只要那些比他们更富贵、更有权势的人倒了霉，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快意。倘若哪天连至高无上的“皇上”都倒台了，百姓们或许同样会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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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有点事儿，所以赶了一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