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让能等人的主持下，本已初步议定，无非是嘉奖李倚、王建之功，然后顺势安排西川善后事宜，以期尽快恢复朝廷对这块富庶之地的直接控制。

然而，王建接连从邛州来的上表，以及其在长安城内的秘密活动，像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王建的表文写得极为恭顺巧妙，先是痛陈田、陈之罪，颂扬天子圣明、睦王辛劳，随后笔锋一转，提及西川已大致平定，睦王李倚身为宗室重臣、凤翔节度使，久镇外藩，劳苦功高，理应召回朝廷，委以枢要，使其得以休养，并更有效地为天子分忧。

表文中还隐隐流露出对“西川新定，需文治安抚”

的强调，暗示武将，包括他自己不宜久掌大权。

这番说辞，正好触动了昭宗内心最敏感的那根弦——对武臣坐大的深深忌惮。

李倚虽是宗室，但此番率领凤翔军平定西川，威势更胜从前。

他若恋栈不去，西川会不会从田令孜之手，转而落入李倚之手？凤翔本就是京畿重镇，若再兼领西川，其势岂非尾大不掉？王建的上表，看似为国为民为宗室考虑，实则精准地放大了昭宗的这份猜疑。

但就在昭宗疑虑渐生之时，另一道密奏由他信任的监军张承业悄悄呈上。

张承业在密奏中详细分析了西川局势，力陈睦王李倚目前并无割据西川之心，其滞留成都，主要原因是担忧王建野心勃勃，若朝廷此时匆忙派一文官接手西川，很可能无法压制王建，反而会导致王建趁机吞并四周，形成比田令孜更难对付的新割据。

李倚意在稳住局势，逐步削弱王建，为朝廷最终顺利接管创造条件。

一边是王建看似“忠心”

的劝归，一边是张承业基于现实的警告。

昭宗陷入了两难。

赏赐可以照给，但西川归谁治理，如何安排李倚和王建，成了亟待解决的烫手山芋。

李倚若留，恐其势大；李倚若召，恐王建坐大。

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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