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太医署的医官听说后，特意来法门寺请教，法明将香囊的药末配比告知：“琥珀性平，能扶正；藿香、佩兰能祛邪，这是‘扶正祛邪’的法子，既治病，又不伤身。”医官听了，回去后便将这方法写进了《太医署治疫方》，还特意注明：“此法源于法门寺僧实践，琥珀香药，可防可治。”

这便是“口传知识”与“文献记载”的互动——先有僧人在义诊中的实践，后有医官的文献记录，没有实践的铺垫，再好的理论也只是空谈。而那些百姓自己缝制的棉布香囊，虽不如银鎏金的精致，却同样承载着琥珀的药用价值，成了唐代民间“香药治病”的鲜活见证。

第三回太子急症·舌下珀末救心阳

唐大中三年冬，太子李温（后来的唐懿宗）因连日批阅奏章，突发心悸急症：夜里睡觉时，突然心口绞痛，冷汗直流，呼吸急促，太医署的医官们用了参汤、针灸，都没能缓解，武宗急得团团转，派人连夜去法门寺请法明。

法明赶到东宫时，太子已昏迷不醒，面色青紫，嘴唇发绀，法明伸手探他的颈动脉，脉搏微弱如游丝，诊脉时脉象沉微，这是“心阳不足、心脉瘀阻”之症——太子操劳过度，耗损心阳，阳气不足，无法推动血液运行，导致心脉瘀阻，引发急症。“太子心阳将绝，需急补心阳、通心脉！”法明急道，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里面装着极细的琥珀末（从琥珀狻猊的狮首处磨下，纯度最高），又取了少量人参粉（补气），混合后，用温水调成糊状，撬开太子的牙关，敷在他的舌下。

“舌下有‘金津’‘玉液’二穴，药末能通过这两个穴位快速入血，比口服快得多。”法明一边解释，一边让弟子取来银鎏金香囊，装满琥珀末、肉桂（温心阳）、丹参（通心脉），放在太子的胸口，用手轻轻按压，让香气更贴近心脉。

过了一炷香的功夫，太子的手指微微动了动；又过了半炷香，他缓缓睁开眼睛，呼吸也平稳了些。法明松了口气，继续用温水调琥珀末，喂太子喝下：“太子日后要少操劳，每日晨起，取少量琥珀末用温水送服；再把这香囊系在胸口，夜里睡觉时也带着，能温养心阳，防急症复发。”

武宗见太子转危为安，对法明感激不已，赏赐了法门寺大量香火钱，还让工匠仿照地宫的琥珀狻猊，再雕一尊小的，赐给太子随身佩戴。后来，唐代药王孙思邈听说了这件事，特意去法门寺拜访法明，详细询问了琥珀救心阳的方法，还亲自验证：“琥珀能通心脉，确有奇效，此前我只知它能安神，未晓其能救急症。”他将这方法写进了《千金翼方》，注明：“琥珀末舌下含服，可急救心阳不足，配肉桂、丹参，效更佳——此法得自法门寺僧实践。”

这便是“实践先于文献”的最好例证——在孙思邈将其写入医典之前，法明已用琥珀救了太子的性命；没有法明的临床实践，医典里便少了一条急救的良方。而琥珀狻猊，也从礼佛圣物，进一步成为“救急救危”的药材，宗教属性与药用价值在此达到了完美融合。

第四回地宫封存·薪火相传待千年

唐咸通十四年，法门寺地宫即将封存，智慧法师已年过八旬，身体日渐衰弱。他召集法明、圆照等弟子，将两枚琥珀狻猊、数枚银鎏金香囊，还有寺里的《药石记》（记录了琥珀的各种药用方法，从安神到治痹痛、救急症，皆有详细实践记录），一同放在鎏金锦盒里，准备供入地宫。

“这琥珀狻猊，是西域来的圣物，也是治病的良药；这银鎏金香囊，是礼佛的供品，也是传药的载体；这《药石记》，是咱们法门寺僧人的实践，也是留给后世的智慧。”智慧法师握着法明的手，轻声道，“我将它们封入地宫，不是为了藏起来，而是为了让后世知道：唐代的‘佛药’，不是空谈，是用一次次治病救人的实践换来的；‘香药同源’，不是口号，是琥珀狻猊和香囊共同见证的真理。”

法明含泪点头，问：“师父，后世若有人打开地宫，会不会只当它们是供品，忘了它们的药用价值？”智慧法师笑道：“不会的——实践的痕迹，藏在琥珀的纹路里，藏在香囊的夹层里，藏在《药石记》的字里行间。就算没人记得，这些器物自己也会‘说话’，告诉后世：唐代的僧人，曾用琥珀护佑过众生。”

他还特意叮嘱法明，将琥珀的药用方法口传给下一代弟子：“《药石记》可能会遗失，但口传的经验不能断——治心悸，琥珀末配艾叶；治痹痛，琥珀末配桂枝；救急症，琥珀末舌下含服……这些都要记在心里，传给后人，让琥珀的药用智慧，不在时光里消散。”

地宫封存那日，智慧法师亲自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