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告诉她，山涧边的“红姑娘”茎叶煎水含漱，能治咽喉肿痛。老妪半信半疑，采来茎叶煎水，含漱一日，肿痛便减轻了许多。王怀安心中一动，便跟着樵夫去山涧边查看——那红姑娘茎叶翠绿，茎上有细毛，叶片卵形，边缘有稀疏锯齿，与他在河东见过的“酸浆”一模一样。

他当即采了许多茎叶，带回医馆。恰逢此时，郡中一位书生因连日苦读，又贪凉饮冷，患上了喉痹，咽喉红肿如桃，不能发声。王怀安便取红姑娘茎叶二两，洗净切段，加水三升，煎取一升，放温后让书生频频含漱，每次含漱片刻再吐出。书生起初觉得药液微苦，却也别无他法，只得照做。

次日清晨，书生便能发出微弱的声音，咽喉肿痛大减；三日之后，竟能正常说话进食。书生感激不已，问王怀安此药为何如此神效。王怀安沉吟道：“此草性凉，其茎叶味苦，凉能清热，苦能泻火，咽喉肿痛多为热毒所致，以其煎水含漱，能直抵病所，清解咽喉热毒，故能见效。”这是红姑娘“清热利咽”医理的首次雏形，虽未形成系统理论，却为口传经验赋予了初步的辨证思路。

王怀安将此方法记录在自家的“单方簿”中，并传授给弟子。此后，他又用红姑娘茎叶治疗了数十例喉痹患者，有的配伍金银花、连翘增强清热之力，有的配伍甘草缓和苦味，疗效愈发显着。这些经验，通过弟子的口传心授，逐渐传遍河东乃至中原地区。而此时的地方史志，如《河东郡记》（虚构，贴合魏晋地方史志场景）中，也出现了“酸浆茎叶，治喉痹肿痛”的零散记载——虽仅寥寥数字，却标志着红姑娘的口传经验开始向文献记载过渡，“口传知识”与“文献记载”的互动，自此拉开序幕。

第三回盛唐本草录真味热淋巧借红姑娘

大唐贞观年间，天下承平，文化昌盛，医学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朝廷组织编撰《新修本草》，首次以官方之力系统整理天下本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口传经验与地方史志记载，终于有了被纳入国家药典的机会，红姑娘（此时多称“酸浆”）的药用价值，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系统的总结与升华。

京兆府有位医官，姓苏名敬（借鉴《新修本草》领衔编撰者苏敬，虚构情节），既通儒学，又精医道，奉命参与《新修本草》的编撰。他在整理各地呈报的“本草素材”时，发现关于“酸浆”的记载颇为丰富：北方医人言其“治小儿热惊”，中原医人言其“治喉痹”，江南医人则言其“利小便”。苏敬心中疑惑：一株草木，何以有如此多功效？为验证这些说法，他决定亲自走访民间，收集临床案例。

一日，苏敬行至江南润州（今镇江），恰逢当地遭遇连日暴雨，湿热之气弥漫，许多百姓患上了“热淋”之症——小便短赤，涩痛难忍，甚者点滴不通。润州刺史的母亲也染了此症，请了数位名医，用了滑石、瞿麦等利水通淋之药，效果却不甚理想。苏敬应召入府，为老夫人诊脉，见其脉象濡数，舌红苔黄腻，知是湿热下注膀胱，热结水道所致。

他忽想起江南医人“酸浆利小便”的说法，便问刺史：“府中可有新鲜酸浆？”刺史虽不知酸浆为何物，却立即让人去城外田间寻访。不多时，差役便带回一篮新鲜酸浆，绛红的囊实饱满圆润。苏敬取酸浆根（此前民间多用药实与茎叶，根的药用较少记载），洗净切片，与瞿麦、车前子、栀子配伍，加水四升，煎取一升半，分三次温服。

刺史见药方中竟有山野草木之根，面露担忧：“此药从未见于经典，若有差池，如何是好？”苏敬答道：“医道源于民间，民间验方虽未入经典，却经百姓实践检验。酸浆性凉，能清热，根则专于利水，与诸药配伍，必能清利膀胱湿热。”刺史无奈，只得让老夫人服下。

第一剂服下，老夫人小便涩痛稍减；三剂服完，小便通畅如常，热淋之症彻底痊愈。刺史大喜，赠苏敬黄金百两，苏敬却婉拒道：“大人若真想谢我，不如将此药方传于民间，救治更多百姓。”此后，苏敬又在润州收集了多例用酸浆根治热淋的案例，有的患者单用酸浆根煎水便见效，有的则需配伍其他药材，这让他对酸浆的药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回到长安后，苏敬结合民间实践与自己的临床观察，在《新修本草》中为酸浆写下了系统的记载：“酸浆，一名红姑娘，一名挂金灯。生田野及人家园圃中。茎高二三尺，叶卵形，夏开白花，秋实绛红，如灯笼状。其性凉，味酸甘。实主小儿热惊、咽喉肿痛；茎叶主喉痹；根主利小便，治热淋。”这段记载，首次将红姑娘的根、茎、叶、实的药用功效系统整合，标志着红姑娘的药用经验从“民间口传”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