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述症状，与他在清溪村、大理所见的暑热伤津之证如出一辙，而治法也与民间所用一致，足见红姑娘药用之法，在滇南已流传数百年，早于《本草纲目》的记载。

从布政司出来，杨慎心绪难平，便漫步至昆明街头。恰逢城中药铺“回春堂”前围满了人，他挤进去一看，只见一位老掌柜正为一位妇人诊病。妇人怀中抱着一个孩童，孩童面色苍白，嘴唇干裂，气息微弱，妇人哭诉道：“孩子连日发烧，喉咙痛得不能哭，也不吃奶，求掌柜救救他！”

老掌柜诊视后，眉头微蹙：“此乃小儿暑热惊风，热毒入里，耗伤津液所致。若不及时清热生津，恐生变故。”他转身吩咐伙计：“取新鲜红姑娘三十枚，剥肉捣汁，再取麦冬、玉竹各三钱，煎水冲服，每日三次。另外，取红姑娘萼片晒干，与朱砂少许研末，敷于患儿眉心，镇惊安神。”

杨慎站在一旁，静静观察。次日他再去药铺，只见妇人抱着孩童，脸上已满是笑意：“掌柜的药真神！孩子喝了红姑娘汁，烧退了大半，也肯吃奶了！”老掌柜笑道：“这红姑娘虽是山野常见之物，却是小儿暑热的克星。《云南志略》中便有记载，它性寒味甘，能清心肺之热，生津液，小儿脏腑娇嫩，用之温和无副作用，比苦寒之药更宜。”

杨慎上前与老掌柜攀谈，说起自己考证红姑娘名称渊源之事，老掌柜闻言，取出一本家传的《滇南药钞》，其中写道：“红姑娘，原名瓜囊，元时已有记载，明时渐称姑娘。其果、萼皆可入药，果偏生津，萼偏清热，配伍使用，功效更佳。”书中还记载了一则更为复杂的病案：“正德三年，滇东有妇人患肺痈，咳唾脓血，胸痛发热，诸药无效。一草医以红姑娘萼片与鱼腥草、桔梗、贝母同煎，服月余，痈消咳止。”

杨慎细读病案，心中豁然：红姑娘不仅可治轻症，配伍得当，亦可用于重症。其性寒清热，味甘生津，归肺、胃经，既能清上焦肺热，又能滋中焦胃津，实乃清热生津之佳品。他将《云南志略》的记载、《滇南药钞》的病案，一一补充到《绛囊辨》中，愈发感受到民间草药智慧的深厚——那些未被正史典籍详细记载的口传知识，藏着无数先民实践的结晶，是传统医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生动体现。

在昆明停留半月，杨慎遍访书坊、药铺、乡野，收集到数十则关于红姑娘的文献记载与民间病案，从元代到明代，从轻症到重症，从单方到配伍，红姑娘的药用脉络愈发清晰。他深知，这些散落在故纸堆与市井间的智慧，正是解开本草谜团的关键，也让他对“实践先于文献”的认知，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第三回论道儒医辩真伪田野调查证本源

杨慎在昆明的考证渐入佳境，却不料引来一场学术争议。昆明府学的儒医刘先生，素以精通典籍自居，听闻杨慎提出“酸浆、灯笼草、苦耽同源”“红姑娘乃瓜囊之讹”，不以为然，特地登门与杨慎论辩。

“升庵先生，《本草纲目》乃时珍先生毕生心血，集历代本草之大成，岂能轻言其分类有误？”刘先生手持《本草纲目》，言辞恳切，“书中明言酸浆味甘酸，灯笼草味苦，苦耽味苦甘，性味各异，功效有别，怎会是同种变种？”

杨慎笑道：“刘兄所言极是，《本草纲目》确为经典，但草木生长于天地间，受地域、气候影响，难免衍生变种，性味虽有差异，本源却相通。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形貌性味不同，实则同源。”他取出自己收集的红姑娘、灯笼草、苦耽标本，“刘兄请看，三者茎、叶、花形态相似，仅在萼色、果味上有别，此乃地域变种之证。”

刘先生却摇头：“标本相似不足以定论，需以功效为据。《本草纲目》言酸浆‘清热利湿，凉血解毒’，灯笼草‘治骨蒸劳热，小儿疳积’，苦耽‘治热咳，咽痛’，功效各有侧重，怎会同源？”

杨慎知刘先生拘泥于典籍，便提议：“不如我们一同前往滇东曲靖，那里既有种植红姑娘的村落，也有生长灯笼草、苦耽的山野，我们实地调查，再结合当地病案，看三者功效是否同源。”刘先生欣然应允，二人便结伴前往曲靖。

抵达曲靖后，他们先来到一个以种植红姑娘闻名的村子。村中有位老草医，听闻二人来意，便讲述了一则病案：“去年夏天，村里有个后生得了骨蒸劳热，午后潮热，盗汗不止，日渐消瘦。我用红姑娘萼片与地骨皮、青蒿同煎，服了一个月，潮热便退了。”杨慎问道：“《本草纲目》言灯笼草治骨蒸劳热，你为何用红姑娘？”老草医道：“咱这没有灯笼草，老辈人说红姑娘萼片性寒，能清虚热，与灯笼草功用相近，试了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