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初到北城时的警惕与执拗。

而往后翻，密密麻麻的批注里，多了“能源政策导向与地方执行偏差”“政商关系边界的基层实践”“区域协作中的利益平衡逻辑”等此前从未深入思考过的议题，墨迹深浅不一，记录着三个多月来的认知迭代。

这种视角的转变，并非对“不公”的妥协，而是源于一次次高层课堂的冲击。

副校长李建在“政策落地与基层创新”课上举的例子至今清晰：

西北某县为了引新能源项目，突破环保红线，看似是“急功近利”，实则是受限于财政压力与考核指标。

“基层的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

李建当时说的话，此刻在君凌心里愈发清晰，

“你在Y市卡洪家的环保审批，要先想明白，周边省份的同类项目是不是都守了规矩？上级的能源配额有没有给足基层缓冲空间？”

以前他只觉得“守规矩”是天经地义，现在才懂“守规矩”需要多大的体系支撑。

既要对抗既得利益的阻挠，也要理解基层执行的难处，更要懂得在全国政策的框架里找突破口。

就像韦平当初拒洪飞时说的“韦家不碰有争议的项目”，不是怯懦，而是看懂了“违规的短期利益换不来长期安稳”。

“在想什么？”

韦平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份“青年干部座谈会”的邀请函。

“下周老领导牵头的会，一起去听听？据说要聊秀水省的产业升级，说不定能看到洪家的新动作。”

君凌接过邀请函，目光落在“秀水省”三个字上，指尖轻轻敲击：

“正好，我整理了Y市的民生项目与能源需求的对接方案，想听听你的意见。以前只敢想‘怎么把项目做好’，现在觉得，得先想‘怎么让项目符合全省的盘子’，不然就算顶住了洪家，也可能卡在上级审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