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募民兵护卫地方，后来在土木堡之后就成为了民兵输出大省，戍卫边关、填充京师营卫、编入本地卫所都有河南民兵的身影。

    甚至还多次以三千人的民兵营为单位，成建制转为正规营兵。

    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传统，导致并没有与边疆接壤的河南，在民间既拥有非常庞大的储备兵源，又有一大堆像钻井机一样榨油的藩国……这个地方根本出不了大乱子。

    外地来的贼，本地的卫军、堡寨能拦住；本地的民间武装作乱，影响力连十里八乡都打出不去。

    只不过有长必有短，河南的稳定程度非常高。

    这就意味着大明军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河南是缺失的，也就是总兵官。

    总兵官因事而设，在天下诸地成为常设之官，是因为那些地方总有事。

    河南没事，没有总兵。

    如果说大明北方的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军队，在战争中指挥不畅，问题往往来源于军队维持费太低。

    各镇风气用更少的人吃更少的粮，形成精兵政策，以至于一旦总兵力超过三五千的上限，就要四处调兵，使上下不能同心同德，互相掣肘，导致看起来像散兵游勇。

    那么河南的军队，就真是散兵游勇。

    卢象升这封奏疏，就是给中朝打个预防针，河南的军队不能直接上，得统一调派，需要时间动员才能形成战斗力。

    可这封信送到朝廷这儿的时候啊，在崇祯眼里完全不是这回事。

    崇祯八年的河南，跟卢象升在大名时崇祯二年的河南，中间不仅隔着六年，还隔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事儿还得从三年前说起，那年以高迎祥为首的农民军打穿山西，通过太行山进了北直隶，在武安等地一通大闹，被左良玉、邓玘、张凤仪等人联合镇压，揍回山西。

    正赶上黄河封冻，大股农民军经黄河进了河南，再进陕西，直到躲到了刘承宗的元帅府旁边做邻居。

    在这过程中，河南诸县被兵，等流贼和官军都过境西去，留下一地鸡毛的河南却并未恢复和平。

    士绅修堡自守、土寇设寨聚众，一个个堡寨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原腹地长了出来，互相攻杀，形势反而更乱。

    河南的特殊环境，旱灾、蝗灾、兵灾并举，情况甚至要比前两年的陕西更加惨烈。

    陕西的问题很简单，没有饭吃，跟首领走，找富户抢，被官军打。

    河南就比较难搞了，这边是各个堡寨都在互相打，因为河南有饭吃。

    河南动乱的根本原因不是旱灾。

    由于河流灌溉资源丰富，同时平原耕地面积较大、农业产粮较多，单凭旱灾很难形成波及全省的大乱，更何况……从天启年至今，河南仅在崇祯七年稍微旱了点儿。

    这跟山西、陕西比起来，甚至算风调雨顺。

    实际上发生在崇祯五年、六年波及整个中原的两次暴雨导致的水灾，才是河南动乱的源头。

    当然，遍地堡寨互相攻杀，并非是崇祯颓然的原因。

    让他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