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首次发表于《花花公子》(Pyboy)

收录于《来自太阳的风》

我和其他非洲人不同。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国家在五十年里的进步没能赶上欧洲花了五百年才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羞耻。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发展速度比应当的慢，这都是被像恰卡这样的独裁者害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责怪自己。是我们的错，所以也应该由我们来解决。

而且，我比其他人更有理由想要毁掉这位大酋长、全能者和全视者。他跟我来自同一个部落，还通过我父亲的其中一个妻子与我有亲戚关系，但自从上台以后，他就一直在迫害我的家族，尽管我们家不参与政治。我的两个哥哥失踪了，另一个在一场无法解释的车祸里丧生了。我之所以还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这个国家里为数不多的、有世界知名度的科学家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

和我的很多知识分子同伴一样，我也是慢慢才反对恰卡的。以前，我总觉得有时候独裁才是解决政治动**的唯一办法——就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误导的德国人一样。我们那灾难性错误的首个迹象可能体现在恰卡废除了宪法并用十九世纪祖鲁皇帝[1]的名字给自己改了名，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他的转世。从那时起，他的狂妄开始变本加厉。和所有的暴君一样，他谁都不信，并总觉得自己身边充斥着反叛者。

这种感觉倒是很有根据。世人都知道至少有六次公开的行刺，肯定还有一些未公开的。它们的失败让恰卡更加坚信自己的命运，同时还加强了他的追随者们那个狂热的信念，即他是永生的。随着反对者的手段越来越激烈，大酋长的反制措施也越来越冷酷——越来越野蛮。恰卡的政权并不是非洲或是世界其他地方第一个折磨政敌的政权，但它是第一个在电视上公然这么做的。

即便到了那时候，全世界都知晓了他的恐怖手段并深感厌恶，但令我羞耻的是，要不是命运将武器交到了我手里，我可能还是会袖手旁观。我不是个行动派，而且我憎恨暴力。然而，一旦意识到这力量交到了我手里，我再也没法坐视不管了。等到美国太空总署的技术员安装好了他们的设备，并把休斯马克十号红外通信系统交给我们时，我便开始制订计划。

这看上去很奇怪，我的国家，虽然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却在征服太空的行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是因为地理上的偶然造成的，俄国人或是美国人对此可是一点都不喜欢，但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乌姆巴拉位于赤道上，也意味着在所有行星轨道的正下方。而且它还具备一个独特且无价的自然条件：一座名为赞部坑的死火山。

一百多万年以前，在赞部死去的时候，岩浆一步步地退却，凝结成了一系列的台阶，形成了一个一英里宽、一千英尺深的大碗。只需挖走极少量的土方，再布好线缆，就能将它转变成地球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因为巨大的反射面是固定的，随着地球的自转，它每过二十四小时才能扫描几分钟给定的天空。科学家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了能收取远在太阳系边缘的飞船和探测器发回的信号。

恰卡是个他们没能预料到的问题。他是在工程几乎就要完工时上台的，他们只好设法跟他共存。幸运的是，他对科学有种近乎迷信的尊敬，而且他还需要所有能得到的美元和卢布。赤道深空设施逃过了他的狂热，事实上，他还甚至加强了它。

那个大圆盘刚刚完工时，我首次登上了矗立在它中央的铁塔。它像是根垂直的桅杆，高度超过了一千五百英尺，支撑着巨碗焦点处的收集天线。一个小小的电梯，能载三个人，缓慢地带着我去了顶部。

刚开始，什么也看不到，除了那个围在我身边、向着各个方向延伸了足有半英里的铝制大碗在反射着单调的光芒。但很快我就升过了火山口的边缘，可以望到远处我希望能拯救的土地。峰顶覆盖着积雪、在西方的雾霾中泛着蓝光的是坦帕拉山，非洲第二高的山峰，我跟它之间相隔着无数英里的丛林。在丛林里面蜿蜒着、打着旋的是尼亚河浑浊的河水——它是我几百万同胞们仅有的高速公路。少数的几块空地，一条铁路，还有远处城市的白色反光，它们是人类活动的唯一迹象。我再次感受到了那种无助感的冲击，每当我从高处俯瞰乌姆巴拉时，总能意识到人类在沉睡的丛林面前是多么渺小。

电梯咔嗒一声停了，将我带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高空。我出了电梯，来到了一个满是同轴电缆和各种设备的小屋。从这里还可以再往上一小段距离，有一截楼梯伸出了房顶，通向一个比一平方码大不了多少的平台。易于头晕的人可不能上去，那上面连扶手都没有，只有中心处的一根避雷针能给人一定程度的安全感，我站在这块离云彩如此接近的三角形金属板上时，一只手始终都牢牢地抓着避雷针。

壮丽的风景，加上轻微的、却又始终存在的由危险引发的兴奋，让我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我感觉自己成了神，完全摆脱了地球上的俗务，众人皆在我脚下。突然间我意识到了，如同数学一般确切，这将是一次恰卡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