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殷的话翻译过来很简单，用人话来说，便是自诩清官的不一定一直清，浊官也不一定一直浊，因此以月为限，加以考课，通过考试的便能“自证清白”，继续保持原有的官位，过不得的就开始降秩。

这便是一场惊雷了，至少清官们听说这个消息，定是如遭霹雳：好日子到头了，国家要针对他们的浑浑噩噩不作为进行惩处。

但更让人震撼的还在后头，那就是浊流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九品之序，也就是说，若是出了一个真正的考神，他就可以从最低品的浊官一路往上卷，直冲到中央来！

这怎么能够？如果证明了有清秀白莲可以从淤泥中诞生，那他们这些自诩清贵上流的士族，不就不能作为学阀垄断高职清官了吗！

此言一出，近臣中出身士族者顿时明白大事不妙，至尊是来真的。

然他们想要反驳，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盖因考核的内容与中央官的考课接近，不是时政便是旧文历赋、经典名著，这还算是偏袒了他们，因为一旦考起具体的职责，即各州郡月令农时、风土人情、户口治安，那士族们便直接两眼摸黑了，似王徽之那般一问我三不知，还理直气壮的家伙，给高殷遇上便直接吊起来打。

毕竟做官要履什么职都不明白，自然要吃板子，而且这是北朝，南朝那一套批判的武器在北地武器的批判面前不太顶用。

纵使这些清流再找什么理由搪塞，高殷也会刨根问底，把他们那些小心思挖掘得明明白白；若实是不服气，还会安排晋升的浊官与这些所谓的清官在百官面前当场进行校试，那便是在整个朝堂面前出丑，真就是三四辈子的老脸都顾不成了。

帝有此想，态度又坚决，近臣们便也不好反对，成为高殷意志的执行工具人。

“那么便议定此决，使各州、郡中正上报郡国察秀孝者二百名，入文林大馆，等候考课。”

文林馆作为高殷太子时的文学机构，随着高殷的登基水涨船高，出于高殷发展印刷术、招收寒门子弟而办学、钻研学科理论等各式需要，数次进行扩张，圈了一大块领地，往高殷印象中的后世大学直奔而去，也因此被时人称呼为“大馆”。

与在朝中担任官职的文臣不同，文林馆臣是高殷亲手发掘的士人的主要聚集地，为乾明一朝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只不过高殷未曾正式承认，但隐约有这个苗头。

国家官方的对应部门是国子寺，主官是国子祭酒，类似于现代的国家教育部部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于北魏一朝的中央官学设有太学、国子学、皇宗学、四门小学和专门学科教育，其中太学就是传统汉朝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则是司马氏为了满足门阀利益，专为士族子弟设置的最高学府，与太学大差不差，皇宗学是专门面向皇族子弟的学校，四门则是依照堂四方之门衍生出的四面学府，原本也面向再次一等的皇族子弟，而后无甚大用，专门学科便是“律学”、“算学”这类实用性强、适合就业的学科，学成后便是“律博士”或“算生博士”，人数不多，方便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国子寺内的太学、国子学等学府的学生有着品阶，算是政府官员，且入仕不需要策试，直接迁补便可，而后为官，算是一条方便的迁升之道，提出均田制的李安世、后来的名将贺拔岳、韦孝宽等人就都做过太学生。

高殷则希望通过配置文林馆这个新机构，取代国子寺的部门职能，从而将未来诸多的新官员变成自己的门生，毕竟他是皇帝，帝国却不完全属于他，还属于整个统治阶级，而推行考课乃至科举，必然会引来那些士族的反弹，即便明面找不到理由，私下也会阻挠，尽可能拖延这套取士新法的成立。

毕竟谁没事喜欢考试啊！

因此若是在国子学考察这批孝廉，那么定然要出不少的幺蛾子，甚至会有什么星象之说来指桑骂槐，指责高殷动了祖制。

而转入到文林馆便无太大问题，那是自己的潜邸，有着魏长贤、房熊、颜之推等诸多好用的文臣，使他们编纂考课教材问题不大，且文林馆本就是“待诏之所”，与皇帝本人关系匪浅，如果把皇帝视作一个类似丞相、司徒那样的职位，那么现在与高殷举行内朝的诸近臣和文林馆、天策府的文士将领们，就都是他这个“皇帝府”的私人辅属，优先执行皇帝的意志，对朝廷的责任则次之。

且国子寺也不是没有安抚之策，高演登基后下诏，让国子寺可以备立官署，依旧置生，讲习经典，而且同样要岁时考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