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赏赐，是不是太隆重了？”

高长恭丢出一个骰子，见是六点，才从自己的小区域拿起最后一个棋子，往前迈了六步。

也只有他的身份，才好自然地跟高殷说出他的真实想法：“随手便赐予五千布帛，只怕让臣下心生期盼，若日后多了，直以为平常，若少了，反倒生出怨恨。”

高殷丢了个骰子，是一，他叹了一声，一步都没挪：“我知道孝瓘的意思，恐怕晋阳有将领，会倚老卖老，对我装出个三、四朝老臣的样子出来。”

“臣不是这个意思……”

“无妨，给了就给了，我大齐还不缺这点钱。而且今年的收成不错，去岁做的改革也卓有成效，才过去一年，收到的赋税已经抵得上天保九年和十年的收入之和了。”

高睿和高长恭都抽起丝丝冷气。他们知道高殷所做的盐、酒经济改革，还有淮南的屯田政策，都能获得大笔的收入，可能得到这么多，属实是没有预料到。即便天保后期收入有所下降，但六、七百万石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光是乾明元年的收入，就已经破了一千万！

高殷倒不意外，正确的施政本来就会有着巨大的良性力量。他以前玩过一些皇帝游戏，里面有些国策卡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对于城池狭小的国家来说，哪怕是增加100%的收入，也只是从5万银两变成了10万银两而已；但若是城池众多的国家，哪怕只提高个20%，那么100万的基底也能多拿个20万，百分比就是这样一种遇强则强的东西。

他的政策若是在周国、陈国，哪怕再实行个四五年，也达不到现在的效果，这两国所处的地方都民风彪悍，关西杂胡多、蜀中氐蛮乱、岭南多瘴厉，这几个地方的人性情都轻捷彪悍，不服就干，能够纳入国家统治的疆域就很不错了，还能收上赋税那更是要烧高香，还想做些什么就不要太妄想，强如诸葛亮，也只能是收服孟获了事，与其耗费心机改造他们，还不如在这大争之世想着怎么厉兵秣马和其他国家争夺中原领土。

但齐国不同，齐国的统治核心是黄河以北的河北，以及黄河中下游的关东，这两个地方都是全中国的精华膏腴之所在，自北魏时就有“国之资储，唯籍河北”、“河北数州，国之根本”的观念。

河北三十九州，其中二十一州有着是一百二十二万户，人口五百万的雄厚实力，而彼时的东魏全国才有两百万户，人口七百五十万。也就是说，仅是这河北二十一州，就已经占了东魏北齐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到了五十年后，隋军平陈时，陈国的人口也不过是二百万，东魏拥有的这河北二十一州就已经超过了整个陈朝两倍以上的实力！

这也是诸多齐人，乃至穿越者高殷都不怎么把陈国放在眼里的原因，要不是周国在一旁掣肘，很轻松就能将陈国消灭。

由于洛阳久经丧乱，同时为了将魏廷置于自己的监视下，高欢产生了迁都的想法，而为了维持帝国运转的需要，就不得不对河北的经济区进行恢复与开发，以便更加快捷的获取赋税，减少运输的成本，继而更好的进行统一战争。

在这个过程里，作为主政人的高氏便控制了经济的命脉，得到了更多的经济收益，从而奠定了自己作为发薪员的优势地位——因此高欢才必须把一部分河北士族踢出去，在这方面，他们是高欢隐形的竞争者。

所以在经济上，高家对整个河北和关东的控制力很强大，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经济区地位逐渐提高，因此魏收在《魏书》中，对东魏禅让帝位给齐国的评价是，“东帝得全魏之墟，于天官为正”。

从北魏建国那会儿开始，开国皇帝拓跋珪就有迁都邺城的意图，之后明元帝时期的王亮，直至孝文帝时期的高闾、崔光，都劝谏过迁都邺城，可以说这个议题从北魏建国开始就陆续有人提议，也算是北魏的百年夙愿，一直到它灭亡后才由大魏忠臣贺六浑来完成，属实是黑色幽默了。

所以，若说高家的齐帝们在精神上是佛教的圣王，那么在现实的经济上，齐帝们则是真正的神明，这几项经济政策一经发布，便被诸多官吏贯彻下来，毕竟纵容臣下贪污那么多年，这一点能动性还是很有保障的，不然对那些官员来说，事情做不好被撤了职，失去的经济损失只会更大。

而这几项经济政策，又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原本就乱作一团、没个法度的，所有人实行起来都非常折磨，比如对盐的运输贩卖，以及对酒肆的定义，都由着上官来随意制定标准，命令便也含糊其辞，使得下级、下级的下级只能跟着含糊，少做多看，以求随时可以甩锅。

这种类型的工作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