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裹着雪粒子，砸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上，发出细碎的噼啪声。我裹紧了藏青色的棉袄，手指在账本上顿了顿，目光又落回窗台上那封贴着两枚八分邮票的信上。信封右下角画着一朵小小的芦苇花，是小芦的笔迹，她总说自己名字里的“芦”字太普通，要添几笔生气才好。

我是在去年秋天的全县邮电系统表彰会上认识小芦的。她作为山区邮电所的代表发言，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辫子上系着红色的塑料绳，说话时声音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轮到她上台时，台下有人低声议论，说这个叫芦晓燕的姑娘，管着三个行政村的邮件，每天要走四十多里山路，是全县送信最远的女乡邮员。她却只是笑着说：“山里的老乡盼信跟盼收成一样急，我多走两步不算啥。”

那天散会后，我鼓足勇气拦住她，想跟她要一张表彰大会的合影。她愣了一下，随即从帆布包里掏出笔和笔记本，撕下一页纸，把自己的地址工工整整写在上面：“照片我洗出来寄给你，你要是不嫌弃，也能给我写信。”纸上还带着她身上淡淡的油墨香，那是报纸和信件特有的味道，后来成了我最熟悉的气息。

从那以后，我们的信就像山涧的溪流，从未断过。她的信里总写着山路的故事：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如何染透了邮包带，夏天的暴雨如何把土路冲成泥河，秋天的野柿子挂在枝头有多甜，冬天的积雪没到脚踝时，她是如何踩着老乡留下的脚印往前走。我总在信里嘱咐她多带些干粮，别为了赶时间饿着肚子，她却总在回信里画个笑脸，说沿途的老乡会给她塞烤红薯、煮玉米，“比供销社的点心还香”。

可这封信，比往常迟了整整十天。

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信纸带着潮湿的褶皱，像是在怀里揣了很久。小芦的字迹比平时潦草，有些地方甚至洇着淡淡的水渍，我指尖捏着信纸，心一点点提了起来。

“亲爱的，对不起这封信写得晚了，前几天遇到点事，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她写那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本该是提前半天就能回邮电所的日子。可临出发前，村长托她带一封加急电报去山那头的王家坳，说王大爷的儿子在部队立了功，电报得赶紧送到老人手里。她没多想，把电报塞进贴身的口袋，背上装着报纸和信件的邮包就上了路。

那天的天阴得特别早，才过下午三点，山沟里就开始暗下来。风卷着枯叶在山道上打转，远处的林子里时不时传来“嗷——”的长嚎，是野狼的声音。她握紧了手里的木棍——那是老乡特意给她削的，说山里野兽多，带着能壮胆。可腿还是忍不住发颤，邮包的带子勒在肩上，硌得生疼，她却不敢停下来，只想着快点把电报送到，快点赶回邮电所。

走到“鬼见愁”那段陡坡时，天已经全黑了。月光被云层遮住，只能借着星星的微光看清脚下的路。就在这时，身后的树林里传来了树枝断裂的声响，紧接着，两道绿幽幽的光在黑暗里闪了一下。她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拔腿就往前跑，可没跑几步，脚下一滑，重重摔在地上。邮包掉在一旁，报纸散了一地，那封加急电报从口袋里滑出来，飘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她顾不上疼，爬起来就去捡电报，可那两道绿光越来越近，野狼的喘息声都能听见了。她抱着电报缩在路边的石头后面，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不是怕疼，是怕自己要是出事了，王大爷的电报没人送，老乡们的信还在邮包里等着，还有……还有她还没给我写的回信。

“就在我以为要完了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梆子声。”信里的字迹在这里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当时的暖意，“是张大爷，他是山下护林站的，每天这个点都会出来巡山。张大爷看到我，赶紧把手里的火把举得高高的，对着林子喊了几声，那狼才慢慢退了回去。”

张大爷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她身上，又帮她把散落在地上的报纸和信件捡起来，重新塞进邮包。“丫头，这么晚了咋还在山里走？”张大爷的声音带着心疼，“你这邮包比上次见时还沉，下次可不能这么拼了。”她咬着嘴唇说要送加急电报，张大爷没再多说，只是拿着火把走在前面，一路把她送到了邮电所的大门前。

“亲爱的，你不知道，当我看到邮电所那盏灯时，眼泪又掉下来了。”信的末尾，她的字迹又恢复了往常的温柔，“张大爷说，做人要踏实，肯帮人，就会有好报。我觉得他说得对，虽然这次受了惊，但幸好有他，也幸好我把电报送到了——王大爷看到电报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别担心我，我以后会注意安全的，等年假了，我就去供销社看你，还想尝尝你说的芝麻糖。”

信纸的最后，还是那朵小小的芦苇花，旁边画了一颗歪歪扭扭的星星。

我把信贴在胸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账本上，晕开了一个个墨点。我想起上个月她寄来的照片，她站在邮电所的门口，身后是满山的红叶，手里抱着一个刚收到的包裹，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我那时候还在信里跟她开玩笑，说等她来供销社，我给她装一兜子芝麻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