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安全的，等年假了，我就去供销社看你，还想尝尝你说的芝麻糖。”

信纸的最后，还是那朵小小的芦苇花，旁边画了一颗歪歪扭扭的星星。

我把信贴在胸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账本上，晕开了一个个墨点。我想起上个月她寄来的照片，她站在邮电所的门口，身后是满山的红叶，手里抱着一个刚收到的包裹，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我那时候还在信里跟她开玩笑，说等她来供销社，我给她装一兜子芝麻糖，让她吃够。可现在，我一想到她在黑夜里抱着电报发抖的样子，想到她摔在地上时的疼，想到那两道绿幽幽的狼眼，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手紧紧攥着，疼得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在供销社的值班室里坐了一夜。桌上的煤油灯换了两次灯芯，我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总觉得有太多话想说，又怕说多了让她担心。最后，信里只剩下两句话说得最郑重：“以后不管多急的信，天黑了都不能走山路，安全第一；每天要记得吃早饭，把我的那份也一起吃了，身体健康比啥都重要。”

我还在信封里夹了一张供销社新到的芝麻糖包装纸，上面印着囍字，是准备过年卖的。我想着，等她看到这张纸，就会知道我在盼着她来，盼着跟她一起吃芝麻糖。

日子在盼信和回信里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年假。腊月二十三那天，我收到了小芦的信，她说她腊月二十五就能放假，还问我正月初六有没有空，她想跟我一起去镇上的集市买年货。我拿着信跑到供销社的后院，对着光秃秃的柿子树傻笑，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连值班的老李都笑话我，说我像是要娶媳妇了。

其实，我真的想娶她。我早就跟母亲说了小芦的事，母亲听我说她每天走四十多里山路送信，还遇到过野狼，眼圈都红了，说“这丫头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待她”。父亲没说话，只是从箱子里翻出了一块他年轻时攒下的上海牌手表，说“要是确定了，就把这个给她，让她看时间，别总在山里摸黑走”。

正月初六那天，天刚亮我就去了供销社。我特意跟主任请了半天假，买了两斤芝麻糖、一斤花生酥，还挑了一块红色的灯芯绒布料——小芦说过，她一直想要一件灯芯绒的上衣。我把东西都装在一个新的帆布包里，骑着自行车往邮电所赶，路上的雪还没化，车轮碾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像是在唱着歌。

邮电所的院子里积着雪，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棱。小芦听到自行车的声音，从屋里跑了出来，穿着我上次寄给她的那件蓝色毛衣，辫子上换了一根粉色的头绳。她看到我，眼睛一下子亮了，跑过来帮我拿帆布包，手指碰到我的手时，还带着点凉，我赶紧把她的手攥在手里，放在嘴边哈气：“怎么不戴手套？冻坏了怎么办？”

她笑着说：“看到你来了，忘了戴了。”

那天我们在邮电所的小屋里待了一下午。她给我泡了一杯热茶，又拿出她攒的报纸，指着上面的文章给我看，说这些都是她觉得写得好的，特意留着给我。我把那块灯芯绒布料拿出来，她展开看了看，红着脸说：“真好看，就是太贵重了。”我把父亲给的手表递给她，帮她戴在手腕上：“以后看时间方便，别再摸黑走山路了。”她低下头，手指轻轻摸着表盘，眼泪滴在手表上，亮晶晶的。

临走时，她送我到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说：“这是我给你织的围巾，织得不好，你别嫌弃。”我打开布包，是一条灰色的围巾，针脚有些歪歪扭扭，却看得出来织得很用心。我当场就围在脖子上，笑着说：“好看，比供销社卖的还好看。”她看着我，笑得像正月的太阳，暖得我心里发甜。

正月底的时候，母亲托了村里的王媒人去邮电所跟小芦的父母谈结婚的日子。王媒人回来跟我说，小芦的父母都是老实人，说只要我们俩愿意，日子随便定。我跟小芦商量，说想定在正月二十六，因为那天是我母亲算的好日子，也是我们认识半年的日子。小芦点点头，红着脸说：“都听你的。”

那几天，我每天都像踩在云朵上，走路都带着风。我跟小芦一起去镇上的百货商店买结婚用品：她挑了一块粉色的床单，说要铺在新房里；我挑了一对红色的暖水瓶，上面印着“囍”字；我们还一起去照相馆拍了结婚证上的照片，她坐在我旁边，笑得特别甜，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摄影师还笑话我们是“最害羞的新人”。

办结婚证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拿着结婚证从民政局出来，小芦把结婚证抱在怀里，像抱着宝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