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倒不如说是特意去翻找的。张约之因谏阻废庐陵王为庶人而被杀一事，是朝野皆知的。王华在这样的时候把这份奏疏找出来，其用意不言自明。

面对这份奏疏，许多劝说的言词都显得苍白无力。

已经是冬天了。

地处江南的建康宫虽没有像北国那样冷得让人不敢出门，但许多人还是愿意在被子里多呆一会直到日上三竿。

新帝刘义隆却起得早，这是在藩镇养成的习惯。这个习惯，实际上是在他们兄弟很小的时候就已养成了。那时候，先帝南征北战，他从来不能容忍子弟们有一点骄惰之情。虽然先帝年过四十才得了第一个儿子，后来对五弟义恭也有些娇宠，但很小就出镇边藩的刘义隆却从未染成这种骄惰的习性。

起得早的刘义隆并未感到不适。何况，殿内的炉火正旺着呢。

盥漱梳洗之后，他要开始临帖了。先帝一生知书不多，字也写得不好。在征战过程中，谢晦曾说写字是小事，但字写出来要宣布四方，建议先帝稍加留意。可字写的好坏非一朝一夕之功，于是谢晦又建议先帝纵笔大写，一字径尺，这样大有所包，且气势也美。先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一纸往往只写六、七个字。后来，先帝就严格要求诸子苦练书法——那个时代是那么重视书法，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一个人的身份，那个时代离书圣王羲之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临了几纸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后，刘义隆又随手写了几句诗人谢灵运的诗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这都是他喜欢的句子。

侍立于一旁的殿中侍御史徐爰上前帮皇上收拾的时候，问：

“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诗歌……陛下喜欢谢灵运吗？”

“是人还是诗？”

“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吗？”

“依臣之管见，‘文如其人’，诗也是。谢的诗，一改江左百年来的风气，现在那些玄言诗再无人问津，就是因为谢诗的影响。谢之描摹山水的诗，每从南方传来，京都上下竞相传抄。常常一夜之间，士庶皆遍，可谓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有这么大的影响吗？”也许自己也受了这影响，不然怎么信手就写了谢的诗句了呢？

“是的。数日前，臣也抄得他的一新诗。陛下想看看吗？”说毕，他就转身去拿。待他拿来后双手呈给陛下时，他又接着说，“前些日子臣抄得这诗时，就想求陛下在闲暇之余为臣书写一幅以赐予臣：谢的诗，陛下的墨宝，可称得上是珠璧辉映了。不想陛下近日连连召见臣下，不得空，臣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今日总算有个机会。”

刘义隆展开一看，是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看着看着，他竟丢下笔吟诵起来。读到“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这样的句子，他会不时赞叹一句：“好诗！”

“听说谢灵运已回京都了，卿知道吗？”

“知道，门庭若市呢！臣也看到了他要拜见陛下的奏折。”

“我也正想见见他呢！”

为什么不见呢？刘义隆拿起笔开始写起来。谢能写这样的好诗，是难得的人才。难怪当初庐陵王把他和颜延之视为挚友并与他们朝夕相处，自己若遇到那样的境况又能如何？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曾遗憾地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那时司马相如正穿着犊鼻裤在蜀中与文君当垆呢！自己可别再生那样的感慨。实际上，谢是见过的。那是在去荆州前，在先帝的东府内，不过那时自己只有十来岁，并不能辨得出什么诗人颜和谢，自然也品不出什么诗味来——那时他似乎也没有写出像现在这么多这么好的山水诗。他要是还呆在京都，不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而南游，他也许就写不了这些诗来。大凡诗人都是如此吧，国家不兴诗人兴。

写好了那幅字，刘义隆就告诉徐爰：既然谢灵运就在京都，那么午后就叫他到宫里来吧，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又云游去了，想见一见倒不方便；原先安排召见的一些朝中文武，再传诏推后到下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