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官府在捉拿这样一个一无装备二无规模的谋反头目时，不过就像捕捉一只从栏圈里跑出去的羔羊似的，几乎没费什么力气。

接下来的日子，那个几十年来一直心高气傲藐视众生的康乐侯谢灵运，只能蓬头垢面地坐在槛车里，伴随着吱吱哑哑的车轴声，缓行在通往京都廷尉的泥泞的路途上。一路上，免不了农人的好奇观望，行人的指指点点，以及驿站商旅的围观叹息。

到了京都，谢灵运就直接被投入廷尉；随后廷尉奏谢灵运率众造反，罪当斩。

刘义隆接了奏折后想着他的诗、书“二宝”，爱惜他的才情，又想起他前后所受的怨情和委屈，脑中只有“诗人造反”这几个字，于是只想免了他的官职、关他几天煞煞他的傲气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便罢。但这时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却对此不依不饶了。他特意从东府城赶了来，就是要确定此事的。他见皇上有意宽恕谢灵运，一向不爱诗文的他偏偏拿出了谢灵运在临川所写的反诗。

任何人的宽容都是有限度的。

刘义隆看了那短诗，沉默着，再不称“宝”，只是轻轻地念叨着“子房奋”、“鲁连耻”，这不是在对抗取代晋氏的刘宋王朝吗？他的脑中又掠过几年前那个不愿在诗抄上写上刘宋年号的陶渊明。这是诗人的脾性，还是代表了那些对亡晋仍然怀有心结的失意者的心愿？

站在一旁的彭城王于是再加一把火：

“诗人造反不可怕。如今益州虽然渐趋平定，贼程道养、赵广等人仍然逃亡在山中。前日益州来报，赵广部将张寻又攻破了阴平（治所在今四川江油东北），且与程道养再度聚合；帛氐奴又围攻广汉，西蜀并未彻底平定，而谢灵运又在江州兴风作浪。谢自身不可怕，但若有人以此为名借机生事……杀一诗人，于国何损！”

这才隔了几天，谢诗人又添麻烦，刘义隆犹豫着。

此前，出任荆州刺史的临川王刘义庆因爱好文史，撰写过《徐州先贤传》十卷奏献皇上；也因此，刘义隆每给他写书信，都要刻意斟酌一番。临川王又爱好招聚文学之士，不论远近，只要才力稍可，他都要引为自己州府的僚佐，这其中有凭文辞闻名天下的吴郡人6展、东海人何长瑜和鲍照等人。也是依凭了这些文士的见多识广，临川王刘义庆在闲暇时写就了著名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

那何长瑜原是伴谢灵运作山泽之游的，后来谢得罪了府君大人离开了会稽，何长瑜等人也只得纷纷作鸟兽散。临川王既招募文才之士，他就欣然西来，临川王也不吝惜职位，就任命他为平西记室参军——临川王时任平西将军。也许是伴随谢的东游沾染了谢的习气，何长瑜说起话来往往也是口无遮拦。在江陵，他给宗室兄弟何勖写信，信中用诗讥讽临川王州府的僚佐。其中讥讽6展染白讨好小妾的诗写道：

6展染鬓，欲以媚侧室。

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

这样的句子还有一些，它们就此流传开来，而京都的那些轻薄少年就此又演而广之，凡是那一类人士，他们都就其身上的某一特点，用辛辣的言辞加以讽刺挖苦。这样的诗句就像当年谢灵运从永嘉传来的山水诗句，很快就传遍了京都及周边地区，不久也传到了刘义庆的耳中。打狗还看主子呢！义庆看了诗大怒，于是禀告皇上贬谪何长瑜到荒原的岭南，任广州所统的曾城县令——在奏疏中，义庆也迁怒谢灵运屡屡对上司不敬，因而才会有何长瑜这样的诗友。

何长瑜的事情刚过去不久，如今面对司徒的坚执，刘义隆只得折中行事，于是下诏：

“灵运罪衅累累，诚宜伏法，而谢玄功勋卓越，宜宽宥及于后嗣。可降灵运死罪一等，流放广州。”

这样，狂傲不可一世的贵族诗人只能带着他的谢氏风流，被放逐到那荒远的岭南去了——依照法律，他的子孙也必须随行。

但是，诗人的故事并没有到此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