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读史传时，刘义隆每每感慨汉代崇本务学，不尚浮华，而自曹魏黄初年间直至晋末这二百年来，儒教可谓扫地尽矣。先帝时虽曾打算创立国学，但后来未及施行先帝就驾崩了。现在国家太平，人民生活渐趋富足，这正是实现先帝遗愿的好时机。

在这种情况下，刘义隆就下诏征南昌人雷次宗到京都来。雷次宗少年时就到庐山师事名僧释慧远——就是谢灵运去庐山所师从的那位佛教领袖。他笃志好学，尤其精通《三礼》和《毛诗》，但他为人恬淡，隐退不交世务，州里征他做官，一概遭他拒绝，直到皇上下诏召他入京聚徒教授，他才从命。

一到京都，刘义隆就把他安排到台城北郊的鸡笼山，让他在那里开学馆，使百余人师从他学儒学。有时候，刘义隆自己也和太子一道去听他讲学。

与此同时，刘义隆又留心其它诸学，想趁儒学兴起的大好时机让更多的学者挥他们的长处。于是丹阳尹何尚之创立了玄学——因何尚之在城南立学馆，所以世人称其为“南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创立了史学，司徒参军谢元创立了文学。时人并称之为“四学”。

一时间，京都学风蔚然。

这样的学风，也让刘义隆颇有感慨。他一直觉得自己不如先帝有丰富的战阵的经验，和卓越的军事指挥韬略，为此，他常常嗟叹不已；但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他在展了生产，治理好国家的同时，完成了先帝当年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也没有能力做的事——先帝在世时也是颇为仰慕名士风流的，每念及此，他又会流露出几分自矜之色。

这一天，刘义隆的车驾再次到鸡笼山雷次宗的学馆听他讲授《毛诗》。听讲完毕，他兴犹未尽，就又到何尚之的史学馆去听讲三国史。归来的午后，刘义隆在太极西堂和领军将军刘湛谈起三国的历史，刚提升不久的殿中将军沈庆之侍坐于侧。——刘义隆对刘湛的所作所为虽有所耳闻，但表面上却一如既往，礼待他不异往日。

当谈到诸葛亮北伐中原数遭败辱的时候，刘义隆说：

“有人从蜀中回来，听当地长老说陈寿当年曾做过诸葛亮身边主办文书的佐吏，因曾经有过失而被诸葛亮鞭打至百下，所以在《三国志》中陈寿评价武侯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和民间传说大不相同。领军以为陈寿所评是否允当？”

“陈寿评孔明，依臣所见，有过美之誉，并无怀恨之言。为何这么说呢？孔明辅佐刘备，正处于天下鼎沸之际，英雄奋之时，君臣相得，如鱼得水，但最终却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吴，穷守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实在属于下策。以此看来，拿他和南越王赵佗比，或可相类；但陈寿却说他‘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拿他和管仲、萧何相比，这不是过誉吗？况且孔明已据有西蜀山险之固，然而却不识时宜，不自量力，严威峻法，控勒百姓，矜才负能，高自标许，妄图凭边夷之众与中原相抗衡：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延误失会，结果受挫败北；后来又入秦川，不再攻城，改求野战。魏人知晓其意，因此闭垒坚守以逸待劳，以不战而胜之。孔明最终智穷势尽，病而死。以此看来，孔明所为，和那些‘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古之良将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

虽然刘湛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但他说孔明北伐是不识时务不自量力，又说是以边夷之众抗衡中原，这都和刘义隆的意趣大相径庭，因此听了这番话让刘义隆感到十分不快。

夕阳西下，刘湛的仪仗队又要出台城了。

送走了刘湛，刘义隆对侍坐的沈庆之说：

“刘班初从江陵回来，我每次和他交谈，因为希望听到他的看法，所以常常要看夕阳的位置，心中有所留恋，不愿他离开；病愈之后，不知何故，每次再和他交谈，我也常常看夕阳的位置，心中只希望他早早离开。”刘湛小名斑虎，所以刘义隆称他“刘斑”。

沈庆之曾以勇力闻名，先帝时任殿中员外将军。这员外将军又是何将军呢？负责守卫的殿中将军共有二十人，过此限的就叫员外将军。元嘉七年，沈庆之随到彦之北伐，后来到彦之败退，他又隶属于檀道济。檀救援东阳回师后，就向皇上称赞他忠诚谨慎，知晓兵事，于是刘义隆就让他领羽林兵防守宫城东掖门；后来他渐渐得到皇上的引接，能出入禁省之中。

他的上司领军将军刘湛也很赏识他，希望他能与己接近，曾经对他说：“卿在殿中任员外将军已有些年月了，我将考虑卿的升迁。”哪承想对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