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学后，更换门庭，师从吕柟转修理学。

    李贽如今的普世论，单以实践二字，同样出于“格物致知”的源流。

    所以，在袁洪愈的论述中。

    哪怕推陈出新，也应该将心学的理论成果，用以填补理学，而非在王阳明的学说中，继续往下推演。

    同样，这番话中，既有朱子的陈，同时也有袁洪愈的新。

    在二程的理念中——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这里的物和知本身是两个异质的存在。

    袁洪愈便是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描述，与二程的区别，完成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解，在理的形式下进行重建和统一。

    当然。

    并没有这么容易过关，否则也不会需要辩经了。

    话音刚落，李贽便直接开口反驳：“袁公这话不对。”

    “方才长惟居士一句话说得精髓——朱子的理一贯通，并未说明事项的关联，而是隐指一异质的跳跃，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找到一超越的形上学的根据。”

    “朱子的本体，只是收缩提炼，将之割截地视为‘只是理’，即‘只存有而无生命’的理。”

    “其道德意义即减杀，而心气依理而行所成之道德即为他者之下道德，其依‘存有论解析’之方式说性，非先秦儒门言性之本义，此亦是其道德意义减杀之故。”

    “而我的本体，世界观，却是呼吸同出，互相联系。”

    “二者截然不同。”

    他顿了顿：“朱子的理，只为存在，不如我的普世论。”

    皇帝方才的论点，再度被李贽提到，不少人都隐晦看了皇帝一眼。

    朱翊钧感受到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注意力却并未从袁洪愈身上分出去。

    诚如李贽所言。

    即便袁洪愈进行了格物致知的重构，也逃不出朱熹学说根本的问题所在。

    朱熹的本体论，是客观的静态的理，并不具有本体应有的创生意义。

    人只能通过认识外在的‘理’而行动，只能在外在他者道德的之下而生存，人自身无法在实体本体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实践。

    所以，朱子的理，只能合乎于世，而不能实现人所存在应有的、独一无二的、区别他人的超脱——人的自由、自由王国等等，都是舶来的概念，如今土生土长形而上概念，叫做超脱。

    简单而言，朱熹的理论，教人怎么做外界需要的人，却不能让人自我超脱，消抹了人的自发性。

    而李贽的普世论，却是发源于王学。

    其当先便承认了自我的超然，然后才推己及人，继而抽象出了普世的概念。

    这是路径的不同，视野的不同。

    朱子的理，是天然规范，李贽的理，是后天实践。

    袁洪愈并未逃避这个问题，慨然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