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举人，作为官绅与平民的实际分界线，享受的优免特权远胜秀才。

    有明一代，举人可免除均徭、民壮、驿传等重役及其相关费用。

    虽然理论上仍然需缴纳田赋，但绝大多数举人都会通过“诡寄”（将田产寄于他人名下）、“花分”（将田产分散登记以低于起征点）等手段进行规避。

    再加上包揽诉讼、接受投献土地等，一个举人的年收入可高达数百两、上千两银子。

    因此，在之前轰轰烈烈的“除五蠹”运动中，四川各地的举人老爷们几乎都成了重点清算的对象。

    不是被愤怒的百姓们捣毁宅院、抄家灭族，就是被罚没田产家财，一夜之间跌落云端，任其自生自灭。

    甚至后来，一些相对清白的举人、秀才之家也受到了波及。

    虽然后来江瀚及时叫停了这场运动，但造成的恐惧和隔阂已然形成。

    不少幸存下来的，或者其他州县听说此事举人和秀才，都对江瀚的新政权充满了疑虑、恐惧甚至是敌视。

    所以这次秋闱，整个四川报名参加考试的举人和秀才，只有不到四千人。

    而对于这种局面，江瀚也并没有太在意。

    在他眼中，这些旧式文人大多思想僵化，除八股制艺外别无长处，本就是急待淘汰的对象。

    一些老顽固，更是要被扫进故纸堆的垃圾。

    他所寄予厚望的，正是在成都西郊新设立的“天府书院”。

    那里推行的，是他精心规划的新式教育体系，强调儒学为体，实学为用，这才是未来的教育模式。

    只要书院第一期试点成功，他便会下令在全川推广，逐步取代旧的儒学教育体系。

    并且，对于这次秋闱，江瀚不仅更换了考试内容，同时也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制度调整。

    他下令取消了录取名额的限制。

    在以往的大明朝科举体系中，各级考试都有严格的录取名额限制。

    以四川省乡试为例，在崇祯年间，每科录取的举人名额通常仅有六十五人左右。

    而会试就更少了，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三百人左右，才能考中进士。

    四川所属的“中卷”地区，通常只分配了十几个名额左右。

    这与庞大的考生基数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导致了极其残酷的竞争。

    范进中举虽然是文学创作，但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朝廷之所以需要设定名额限制，则是出于几点考量：

    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控制官僚队伍的规模，保证科举功名的“稀缺性”和“含金量”。

    朝廷对官僚系统的职位空缺是有大致预估的，录取名额与官缺数量大致匹配，也能避免产生过多的候任官员造成滞留和管理难题。

    而明廷实行的分地域、定额录取的政策，也能很好地平衡不同地域间的政治利益，维系广大疆域的稳定和统一。

    通过科举名额分配，明朝将各地方精英统统纳入中央体系，缓解了地域矛盾。

    但是，江瀚这次取消名额限制，背后的考量却截然不同。

    首先第一点，便是迫切的人才需求。

    四川经历战火，虽然现在初步稳定，但仍然有不少官位空缺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