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他拿着笔，在纸上画了个圈，又画了匹马，还画了个酒壶，然后递给玄宗：“陛下，这就是我的志向——骑马喝酒，快活一辈子！”

    玄宗看着纸上的“画”，不仅没生气，还笑了：“这小子，倒实在！”其实玄宗也知道韦应物是个“文盲”，但架不住他出身好、长得精神，又是贴身侍卫，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韦应物后来回忆这段“目不识丁”的日子，也挺坦然：“饮酒肆顽痴”——就是喝酒耍无赖，怎么了？少年嘛，就该这样！他没想到，多年后，当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家道中落，再也不是那个“三卫郎”时，他会拿起笔，开始读书写诗，最后还成了“韦苏州”，写出“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样的千古名句。

    韦应物这么无赖，为啥没人管？答案很简单：有人“宠”，有人“罩”。

    首先是玄宗皇帝的“宠”。玄宗晚年，沉迷享乐，对身边的侍卫、宦官都格外宽容，尤其是韦应物这种“名门子弟”，长得精神，会来事，嘴巴甜，玄宗看着就喜欢。韦应物跟着玄宗游幸，会说笑话逗玄宗开心；玄宗赏赐他东西，他会说“谢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哄得玄宗眉开眼笑。有皇帝这层“保护伞”，谁还敢管他？

    其次是韦家的“势”。京兆韦氏在唐朝是“五姓七家”之一，朝廷里到处都是韦家的人——尚书、侍郎、刺史，一抓一大把。司隶校尉、地方官就算想管韦应物，也得掂量掂量：这小子要是告到他家里人那里，乌纱帽还保得住吗？所以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得“巴结”他。

    最后是“时代风气”。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表面上是“盛世”，实际上豪门子弟骄奢淫逸成风——赌博、喝酒、撩姑娘，是他们的“日常”。

    韦应物不是个例，其他豪门子弟也差不多，只不过他更“嚣张”、更“坦诚”而已。在那样的环境里，他的“无赖”反而成了“豪门子弟的标配”，没人觉得奇怪。

    韦应物后来在诗里写“无赖恃恩私”，这里的“恩私”，就是玄宗的恩宠、韦家的势力。他心里清楚，少年时的“横”，不是因为多厉害，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要是没了这层“撑腰”，他啥也不是。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到四川，韦家也跟着衰败，他再也不是那个“三卫郎”了。没了皇帝的宠、家里的势，他才开始“懂事”——原来以前的日子是“虚”的，只有自己有真本事，才能活下去。于是他开始读书、写诗，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无赖少年，变成了一个“诗名满天下”的文人。

    韦应物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后来成了大诗人，是他敢“自曝其短”——把少年时的“无赖”行径写进诗里，不遮不掩，不美化，不辩解。

    别的诗人写少年，要么写“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要么写“春风得意马蹄疾”，只有韦应物，写“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把“黑历史”全抖出来。

    有人说他“傻”，把这种事写出来丢面子；也有人说他“真”——因为这才是真实的少年，不是所有人的少年都是“正能量”，有的少年就是“混不吝”，就是“耍无赖”。

    韦应物的少年“无赖”，和他晚年的“清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晚年的他，当了苏州刺史，清廉正直，关心百姓，写诗“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充满了禅意和淡然；而少年的他，是“鲜衣怒马，横行乡里”的无赖。这种反差，不是“装”出来的，是“经历”出来的——安史之乱的战火，家道中落的苦难，让他从“云端”跌落到“人间”，才明白以前的日子有多“荒唐”，现在的日子有多“珍贵”。

    他后来在《逢杨开府》里写完整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