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年间的长安，冬天比现在冷得多。城墙根下冻得缩脖子的人里，总有个穿得单薄、怀里揣着卷旧诗稿的年轻人，走路时眼睛老盯着地面——不是怕摔跤，是想捡点别人掉的碎银子，或是看看有没有没人要的枯柴，好回去生火取暖。

    这年轻人就是张籍，那会儿还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个从和州来的穷书生，天天泡在长安的书坊里，连杯最便宜的茶都舍不得点。

    穷小子的“十年同窗”：和王建一起啃冷馍的日子

    张籍的苦，打小就开始了。老家和州（现在安徽和县）不是什么富贵地儿，他爹娘走得早，没留下啥家产，年纪轻轻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那会儿读书人想出头，就一条路：考科举。科举不是光会背书就行，得去长安，得见名师，得混圈子——这些都得花钱。

    张籍没钱，揣着几件旧衣服，一路蹭车、步行，好不容易摸到了长安周边的一个学馆。就在这儿，他遇上了王建——后来写“王建五题”、和他并称“张王乐府”的好兄弟。

    这俩小伙子，简直是“难兄难弟”的代名词。学馆里管饭，但只给稀粥和冷馍，菜是没有的，偶尔能就着点盐粒就算改善伙食。

    冬天学馆的窗户漏风，两人冻得手都握不住笔，就挤在一张床上，裹着两床打补丁的被子，你念一句《论语》，我接一句《孟子》，就这么熬了十年。

    有人问他们：“天天啃冷馍，冻得哆哆嗦嗦，图啥呀？”张籍当时没说话，手里的诗稿攥得更紧了。后来他写给王建的诗里提过这事儿：

    “忆昔君初纳彩时，不言身属辽阳戍。

    早知今日当别离，成君家计良为谁？”

    别看是后来写的，那股子年轻时一起熬苦日子的热乎劲儿，隔着纸都能感觉到。

    那十年，他们不是没动摇过。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王建冻得咳了半个月，差点咳出肺来，跟张籍说：“要不咱回老家种地吧，至少能吃饱饭。”张籍沉默了半天，从怀里摸出半块干硬的馍，掰给王建一半：“再等等，听说孟郊先生最近在长安，咱要是能让他看看咱的诗，说不定就有机会了。”

    这一等，就等到了贞元十四年（798年）。

    遇见韩愈：穷书生的“救命稻草”

    孟郊那会儿有点名气了，就是后来写“慈母手中线”的那位，他也是苦过来的，知道寒士的难处。有人把张籍的诗拿给孟郊看，孟郊读了两句“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就拍了桌子：“这小伙子有东西！”

    没过几天，孟郊就把张籍叫到了自己的小破屋。一见面，孟郊就瞅着张籍那身洗得发白的衣服，还有冻得通红的耳朵，叹了口气：“你这日子，比我当年还难。”张籍低着头，把新写的几首诗递过去，手还在微微发抖——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孟郊翻着诗稿，越看越点头，最后抬头说：“这样，我带你去见个人，他要是能帮你，你这科举就有戏了。”

    这人就是韩愈。

    那会儿韩愈已经是长安城里的“文坛大佬”了，不仅文章写得好，还特别爱提携后辈，人称“韩昌黎门下”。张籍跟着孟郊去见韩愈的时候，心里直打鼓，连头都不敢抬。倒是韩愈挺随和，接过他的诗稿，坐在那儿慢慢读，没说话。

    张籍站在旁边，汗都快把衣服湿透了。过了好一会儿，韩愈才放下诗稿，看着他说：“你这诗里有股子劲儿，不是那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