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第十五年，河南颍川的田埂上，蝗虫啃过的禾苗歪在土里，一个老农蹲在田边，手摸着枯槁的稻穗，眼泪砸在泥里。

    不远处，一个背着旧行囊的中年人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卷纸来，用炭灰兑水当墨，飞快地记下这一幕——他就是王建，刚从边塞摸爬滚打十三年回来，头发白了一半，脸上还带着风沙刻下的纹路。

    那会儿没人知道，他手里这杆笔，后来会和张籍一起，写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最高峰”，让无数底层人的苦，顺着诗行留到了千年后。

    “张王乐府”的根：不是文人的“笔墨游戏”，是扎在泥土里的“实话”

    在长安朱雀大街旁的小酒馆里，王建和张籍经常聚在一张小桌上，就着一碟腌萝卜喝酒。张籍掏出刚写的《野老歌》，念到“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王建猛地拍了下桌子：“就是这话！咱别学那些酸秀才，堆些典故绕弯子，老百姓的苦，得实实在在写出来！”

    这俩人能成“张王乐府”，不是偶然——都是寒门出身，都见过底层人的难，都觉得诗不该是贵族的“玩物”。他们的乐府诗，根扎在两千年的传统里：往上接《诗经》的“风雅”，写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往近学汉乐府的“缘事而发”，看见啥苦就写啥，不掺半点假。

    王建小时候读《诗经》，最爱《七月》里“采茶薪樗，食我农夫”的句子——不是因为辞藻美，是因为写的是农夫的日子，和他家早年的苦太像。后来去边塞，见惯了士兵的血；当县丞，见惯了农民的泪，他更明白：《诗经》里的“苦”，到了中唐，一点没少，甚至更重了。

    他写《野老歌》，不是凭空想象：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这是他当昭应县丞时，亲眼见的——山里的老农种三四亩薄田，禾苗长得稀，税却比收成还多，好不容易交上去的粮食，在官仓里放得发霉，最后烂成土。他问过老农：“为啥不闹？”老农叹气道：“闹了更惨，能活着就不错了。”这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后来全揉进了诗里。

    “张王乐府”的厉害，就在于“不装”。别的诗人写乐府，还会讲究“辞藻要雅”“对仗要工”，王建和张籍不——他们的诗，是“急出来的实话”。

    看到纤夫被鞭子抽，就写“苦哉生长当驿边”；看到农民卖牛交税，就写“且免向城卖黄犊”；看到宫女望墙外，就写“乞与金钱争借问”。没有华丽的包装，却比任何“雅词”都戳心窝——因为这些话，都是底层人自己会说的话。

    诗里的“苦人图鉴”：农民、士兵、纤夫、宫女，一个都没落下

    王建的诗，像一本中唐“底层人生存手册”，从山里的老农到宫里的宫女，从边塞的士兵到河边的纤夫，每个被忽略的“小人物”，都是他诗里的主角。他不写他们的“***”，写他们的“难”——难在吃饭，难在活命，难在连哭都不敢大声。

    农民：丰收了，却要卖牛

    中唐的农民，最惨的不是欠收，是“丰收了更苦”。王建在《田家行》里写：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

    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

    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复上身，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