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这叫‘分消走泄’，顺应湿邪喜下的本性。”

他还发现，泽泻的“利水”并非单纯排水，更能“泄热”，因为“湿与热结，湿去则热无所附”。有个铁匠，患“热淋”，小便灼热刺痛，尿色红如血，仲景用五苓散去桂枝，加栀子、瞿麦，泽泻利水，栀子泄热，瞿麦通淋。铁匠喝药后，尿痛立减，三日后尿色转清。“这便是‘渗去其湿，则热亦随去’的道理，”仲景说，“湿是热的载体，泽泻去掉载体，热邪自然消散。”

对于“土气得令，清气上行”，仲景也有新的发挥。他治一个“胃反”病人，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身体消瘦，舌苔白腻。说这是“脾胃湿阻，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用泽泻汤加人参、干姜，泽泻白术去湿，人参补脾气，干姜温胃阳。病人服药后，呕吐渐止，能吃下食物了。“脾属土，胃主降，脾升胃降，才能纳食消化，”仲景说，“泽泻去湿，让脾土‘得令’，清气才能升，浊气才能降，呕吐自止。”

第八回金匮成书经方传世

建安十三年，张仲景避乱至岭南，在那里整理一生的行医经验。茅屋油灯下，他翻看堆积如山的病案，其中关于五苓散、泽泻汤的记录就有数百条，从南阳的寒疫水肿，到岭南的湿温发热，从孕妇的子肿，到孩童的癫痫，这些方剂在不同病证中展现出的疗效，让他愈发坚信“方证相应”的真理。

他想起年轻时在白河岸边挖泽泻的情景，想起师父张伯祖的教诲，想起那些因水肿而痛苦的面容，笔尖在竹简上流淌：“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对于泽泻汤，他写道：“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泽泻五两，白术二两。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寥寥数语，却凝结着无数次的实践与思考。他特别注明泽泻与白术的用量，说“此比例不可轻改，盖因湿重者，非此不能去”。

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编撰中，仲景始终强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泽泻及其方剂的收录，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从先民口传的“水泻”治病经验，到他临床验证的经方，再到典籍中的系统记载，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他在序中写道：“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这部着作问世后，五苓散、泽泻汤等方剂传遍天下，不知救了多少性命。后世医者研读其书，运用其方，又在实践中不断发挥，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用五苓散治痰湿内停的肥胖；清代叶天士，用泽泻汤加味治湿温眩晕，皆是对仲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而泽泻，这味白河岸边的水草，也因载入经典，成为中医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其甘淡渗湿、泄热通淋的功效，惠及千秋万代。

结语

从南阳疫中的摸索，到《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定型，泽泻及其方剂的传承，是中医药“实践出真知”的完美诠释。张仲景以“方证相应”为纲，将泽泻的甘淡渗湿之性，与桂枝的通阳、白术的健脾、茯苓的渗利巧妙结合，创五苓散以通调三焦水液，制泽泻汤以涤饮清窍，既体现了“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又蕴含着“湿去则阳通，浊消则气畅”的大道。

这些方剂的背后，是对阴阳五行的深刻把握——泽泻属水，能利水湿；白术属土，能健脾制水；桂枝属火，能温阳化气，土水火相生相制，共奏其功。也是对五运六气的灵活运用，根据不同年份的气候特点、不同病人的体质差异，调整配伍与用量，尽显“天人合一”的智慧。从口传的经验，到临床的验证，再到典籍的记载，泽泻的故事，正是中医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生动写照。

赞诗

白河泽畔生灵草，

甘淡清灵性自殊。

能导湿浊归水道，

可驱痰饮净清都。

五苓通调三焦水，

一汤涤荡眩晕符。

仲景精微传金匮，

千年济世惠生徒。

尾章

如今，在河南南阳的医圣祠里，张仲景的塑像前，常年摆放着泽泻、桂枝、白术等药材，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经方诞生的故事。《伤寒论》《金匮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