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与胡桃同用，益精固肾；与艾叶同用，温经散寒。”这是补骨脂首次被系统载入正统本草典籍，陶弘景的注解，既吸纳了民间“补骨”“暖腰”的实践经验，又以中医“肾主骨”“脾肾双补”的理论加以升华，让这株山野草药，终于有了清晰的医理脉络。

二、村落里的“节气方”

唐代贞观年间，长安周边有个“杏林村”，村中医者“李守真”，擅长根据节气调整用药，尤擅用补骨脂调理杂症。他发现，补骨脂的疗效，竟与节气息息相关：立春后，阳气始生，用补骨脂与生姜同煮，可治“春困骨懒”；夏至后，湿气偏重，用补骨脂与茯苓配伍，能除“湿痹骨重”；立秋后，燥气渐起，用补骨脂与麦冬同煎，可疗“燥伤骨津”；冬至后，寒气极盛，用补骨脂与附子同服，能驱“寒凝骨痛”。

有一年冬至，村中张老汉患“骨痿”多年，每逢寒冬便卧床不起，手脚冰凉，骨骼如朽木般脆弱。李守真诊其脉，沉细无力，叹道：“此为‘肾阳衰微，骨失温养’，需借冬至阳气初生之机，温肾补骨。”他取补骨脂籽，与附子、肉桂一同炮制，制成药丸，让张老汉每日空腹服三丸，同时用补骨脂籽与艾叶煮水，每晚泡脚。

起初，张老汉只觉脚部发热，渐渐蔓延至腰膝；半月后，手脚恢复温热；一月后，竟能在院中晒太阳；到了立春，已能拄着拐杖散步。张老汉问李守真：“为何偏偏在冬至用药？”李守真笑道：“冬至一阳生，此时补肾，如借天地之力助燃火种，补骨脂性温，恰能顺时而动，事半功倍。这法子，是我祖父从山中老道那里学来的，他说‘百草皆顺天时，用药当应节气’。”

李守真还将这些“节气用方”记录在《杏林杂记》中，虽未正式刊印，却在村中代代相传。书中记载：“清明前后，采补骨脂嫩叶，与鸡蛋同炒，可防‘春瘟骨痛’；霜降时节，取补骨脂籽，与羊肉同炖，能御‘冬寒骨冷’。”这些源于民间的“应时之法”，既符合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又充满了生活智慧，让补骨脂的应用，从单纯的“治病”，延伸到了“养生”的层面。

三、西域传来的“新用法”

唐代盛期，丝绸之路畅通，中外医药交流频繁。西域大食国（今阿拉伯地区）的使者，带来了当地的草药与医术，其中有一种治疗“皮肤顽疾”的方法，竟与补骨脂有关。使者称，大食国医者常用一种“西域脂草”的种子，与矿物粉末混合，敷于皮肤患处，可治“白癫”（类似白癜风）。

长安太医院医官“孙思邈”听闻此事，十分好奇，便邀请使者一同研究。他发现，使者口中的“西域脂草”，其形态、性味与中原的补骨脂极为相似，只是西域品种的籽更大，辛香更浓。孙思邈取来中原补骨脂籽，与使者带来的“西域脂草”籽对比，发现二者都性温，能“入血分，驱风邪”。他遂尝试用中原补骨脂籽，与雄黄、硫磺配伍，制成药膏，敷于患有白癜风的患者患处，同时让患者每日晒日光半个时辰。

有一少年，面部生有大面积白癜风，四处求医无效，孙思邈用此方为其治疗。起初，患处皮肤发红、发痒；半月后，出现色素沉着；三月后，白斑渐渐消退；半年后，皮肤恢复如常。少年家人感激涕零，孙思邈却陷入沉思：“补骨脂历来用于补骨，为何能治皮肤之病？”他翻阅《黄帝内经》，见“肺主皮毛，肾主骨，金水相生”之语，恍然大悟：“肾为水脏，肺为金脏，金水相生，补肾即能益肺，肺健则皮毛得养，风邪自除。补骨脂补肾，间接便能疗皮毛之疾。”

此后，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补骨脂，除疗筋骨之疾，亦可治白癫、顽癣，以其籽炒香，研末，与雄黄、猪脂调和，敷患处，日三易，兼晒日光，效佳。”这是补骨脂首次被用于治疗皮肤病，而这一用法的诞生，源于中外医药的交流，是中原实践与西域经验的融合，恰如丝绸之路的驼铃，将不同地域的智慧串联起来，丰富了补骨脂的济世篇章。

四、农妇的“育儿方”与医者的“总结”

晚唐时期，江南水乡多有“小儿软骨病”（类似佝偻病），患儿多表现为头颅方大、鸡胸、下肢弯曲，医者多以补钙之法治疗，却收效甚微。苏州有位农妇“周妈妈”，育有三子，前两子皆因软骨病夭折，第三子出生后，她日夜忧心，偶然听村中老妪说“补骨脂籽能壮骨”，便试着将补骨脂籽炒香后碾成粉，每日拌入米糊，喂给幼子。

幼子起初食量很小，周妈妈便耐心喂养，每日必喂一勺补骨脂粉。待幼子长到一岁，不仅没有出现头颅方大、鸡胸等症状，反而比同龄孩童更健壮，能早早站立、行走。消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