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周边村落的农妇纷纷效仿，不少患软骨病的幼儿，经此调理后竟能康复。周妈妈还发现，若幼儿伴有腹泻，可在补骨脂粉中加入少许山药；若伴有盗汗，可加入少许牡蛎，疗效更佳。

苏州名医“王怀隐”听闻此事，十分重视，他走访了数十位用补骨脂喂养幼儿的农妇，发现那些幼儿大多“面色红润，筋骨强健”。他取来补骨脂籽，研究其性味，发现其“温而不燥，补而不滞”，恰能补小儿“先天不足之肾”，肾强则骨健。王怀隐遂在《太平圣惠方》中写道：“小儿五迟（立迟、行迟、齿迟、发迟、语迟），多因肾精不足，骨失所养。取补骨脂一两，炒香，研末，每服半钱，以温酒调下，日三服，兼食核桃肉，能壮骨益髓，助小儿发育。”

这则记载，将农妇的“育儿方”上升到了中医“补肾壮骨”的理论高度。王怀隐还在书中补充：“若小儿脾胃虚弱，不耐补骨脂之温燥，可与白术、茯苓同用，健脾以助肾。”这正是民间实践与医理总结的完美结合——农妇从生存需求出发，摸索出喂养之法；医者则从理论层面剖析其机理，优化其用法，让补骨脂的应用，惠及了更多弱势群体。

五、战乱中的“军中药”

五代十国时期，战事频繁，军队中士兵常因行军作战、露宿荒野，患上“风湿骨痛”“跌打损伤”之症，影响战斗力。后唐将领“李从珂”，深知士兵疾苦，便命军中军医搜集民间治骨之法。军医在民间走访时，发现不少山野村民，常用补骨脂籽与酒同泡，饮之能壮筋骨、驱寒气，遂将此法引入军中。

李从珂命人采来大量补骨脂籽，与高粱酒一同浸泡，制成“骨脂酒”，让士兵每日饮一小杯。起初，士兵们只觉浑身暖和，行军时不再畏寒；后来，那些患有轻微风湿骨痛的士兵，疼痛渐渐减轻；遇有士兵跌打扭伤，军医便取“骨脂酒”涂抹患处，再用布包扎，次日便能缓解疼痛。

有一次，军队在寒冬中急行军，不少士兵冻得手脚僵硬，甚至有人出现“冻骨”（冻伤累及骨骼）之症，手指、脚趾发紫发黑，军医便用“骨脂酒”为士兵擦拭患处，同时让士兵内服“骨脂酒”。三日之后，大部分士兵的冻伤得以缓解，只有少数重症者需截肢。李从珂叹道：“此酒虽简，却能救三军于寒苦，比金银珠宝更珍贵。”

军中军医还将补骨脂的用法整理成《军中药方集》，书中记载：“行军途中，若遇风寒，取补骨脂籽数粒，含于口中，能驱寒暖身；若遇跌打骨折，取补骨脂籽与自然铜同捣，敷于患处，能助骨愈合。”这些源于军旅生活的实践，虽未被纳入正统医典，却在战乱中拯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补骨脂，从山野中的“骨暖籽”，到农妇的“育儿方”，再到军中的“救命酒”，其应用场景不断扩展，而这一切，都始于民间百姓在生活中的摸索与实践，恰如江河之水，虽源于涓涓细流，却能汇聚成奔腾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