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于疾苦，其传说虽不可考，然山民之实践，历历在目。地方史志，不仅要记山川地理、人物事迹，更要记此类济世之药，方能不负‘存史、资治、教化’之责。”

除《袁州府志》外，元代其他地方史志，如《浙东通志》《岭南风物志》等，也都有关于补骨脂的记载，虽内容详略不同，却都记录了当地民间应用补骨脂的经验。这些地方史志，就像一个个“民间医药档案库”，将补骨脂的“口传知识”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使其得以跨越时空，为后世医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第四卷医派争鸣·理论升华

一、金元四大家的“补骨之辩”

金元时期，中医界流派纷呈，“金元四大家”各持己见，对补骨脂的应用也有着不同的见解，引发了一场“补骨之辩”。

“寒凉派”代表刘完素，主张“六气皆从火化”，认为多数疾病由“火热”引起，慎用温燥之药。他认为补骨脂性温，虽能补骨，却易助火伤阴，仅适用于“肾阳衰微、寒凝骨痛”之症，且需配伍滋阴之药，如麦冬、玉竹，以制其温燥之性。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写道：“补骨脂，温肾之药，非肾阳不足者慎用，若误用之，恐助火生热，加重病情。”

“攻下派”代表张从正，主张“病由邪生，攻邪已病”，认为补骨脂虽能补骨，却偏于补益，若体内有实邪（如风寒湿邪壅盛），过早使用补骨脂，会“闭门留寇”，使邪不易除。他主张，治疗骨痹，应先以祛邪之药（如麻黄、桂枝）驱邪，待邪去后，再用补骨脂补骨。他在《儒门事亲》中举例：“有一患者，患骨痹多年，关节肿胀，疼痛剧烈，先用麻黄、桂枝、防风煎服，驱风散寒，待肿胀消退、疼痛减轻后，再用补骨脂与杜仲同煮，补骨强筋，一月而愈。若先补后攻，邪必滞留，难以痊愈。”

“补土派”代表李杲，主张“脾胃为后天之本”，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不足，可由后天补之”。他认为，补骨脂虽能补肾壮骨，但需依赖脾胃运化，若脾胃虚弱，补骨脂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他在使用补骨脂时，常配伍健脾之药，如白术、茯苓、陈皮，以增强脾胃功能，助补骨脂吸收。他在《脾胃论》中写道：“补肾先健脾，脾健则肾充，肾充则骨健。补骨脂与健脾药同用，如虎添翼，疗效倍增。”

“滋阴派”代表朱震亨，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认为补骨脂性温，易伤阴精，使用时需格外谨慎。他认为，只有“肾阳衰微而无阴虚火旺”之症，方可使用补骨脂，且需配伍滋阴之药，如熟地、枸杞，以“阴中求阳”。他在《格致余论》中写道：“补骨脂温肾，然肾为水火之脏，需阴阳平衡，若单用补骨脂温阳，恐伤肾阴，当阴阳同补，方为稳妥。”

这场“补骨之辩”，虽各执一词，却都围绕着补骨脂的性味、功效及配伍展开，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补骨脂的认识。正如当时名医“罗天益”所言：“四大家之论，皆有其理，补骨脂之应用，无固定之法，当因人而异，因病而异，融会贯通，方能尽其所长。”这场争论，不仅推动了补骨脂应用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医“辨证施治”理论的完善，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二、民间“单方”与医派“复方”的互补

金元时期，民间仍流传着许多补骨脂的“单方”（仅用一味药治病），如“补骨脂籽炒香嚼服，治腰膝冷痛”“补骨脂籽与酒同泡，治跌打损伤”“补骨脂籽与鸡蛋同炒，治小儿软骨病”等。这些单方，虽简单易行，却往往只适用于单一病症。

而各医派则在民间单方的基础上，创制了许多“复方”（多味药配伍），以扩大补骨脂的适应症，增强疗效，减少副作用。如刘完素创制的“补骨脂滋阴汤”，以补骨脂配伍麦冬、玉竹、熟地，既能温肾补骨，又能滋阴润燥，适用于“肾阳不足兼阴虚火旺”之症；张从正创制的“补骨脂祛邪汤”，以补骨脂配伍麻黄、桂枝、防风，先祛邪后补骨，适用于“风寒湿邪壅盛兼肾阳不足”之症；李杲创制的“补骨脂健脾汤”，以补骨脂配伍白术、茯苓、陈皮，健脾补肾，适用于“脾胃虚弱兼肾阳不足”之症；朱震亨创制的“补骨脂阴阳双补汤”，以补骨脂配伍熟地、枸杞、附子，阴阳同补，适用于“肾阴阳两虚”之症。

山西有位民间医者“赵五”，擅长用补骨脂单方治病，却发现有些患者疗效不佳。一次，他遇到一位患者，腰膝冷痛，同时伴有口干舌燥、盗汗等阴虚症状，用补骨脂单方治疗后，腰膝冷痛减轻，却出现了便秘、咽痛等上火症状。赵五束手无策，遂前往请教刘完素。刘完素为患者诊脉后，说：“此为‘肾阳不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