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家登月，引起不少议论，尽管这不比英国与美国队皆派了生物学家更古怪多少。首次登月任务之前，多年来已有不少证据指出，月球虽然没有空气和水，却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植物。苏联科学院院长即提倡此理论的先锋，只因他年纪太老，无法亲自参与，才退而求其次，改派苏洛夫。

登月任务团队陆续派员探索了基地周围上千平方英里，都完全没有找到任何植物的迹象，无论是活生生的植物还是化石。这是月球为我们准备的前几个重大挫败之一。就算原先就抱持怀疑想法的人，也乐见自己错了的证据；五年后，理查兹与香农在埃拉托斯特尼陨石坑完全封闭的平原内获得重大发现时，怀疑论者便欣然接受。不过，这些进展都是未来的事；就首次登月当时看来，苏洛夫是白跑一趟了。

他看来并没有过于沮丧，尽量让自己与其他人一样忙碌，无论是研究土壤样本或照顾水耕农场——后者加压的透明管线环绕奇奥科夫斯基号，形成发光的网络。我们和美国人都没有规划农场；几经考量，我们认为建立永久基地前从地球运送食物可能比现场栽种更可行。经济层面我们或许没错，但士气层面却错了。苏洛夫在小小的气密温室里栽种蔬菜与低矮的果树，每当我们看腻周围无尽的荒漠，就会从这块绿洲寻求视觉上的慰藉。

担任指挥官的坏处之一是鲜少有机会参与实际的探索工作。我光准备传回地球的报告、确认存货量、安排实验计划与工作轮值、与美方和俄方协调，以及试图预测接下来什么会出错(且时常徒劳无功)，就忙得没有时间。因此，我常两三天未出基地一步，大家总笑我的太空服已成了飞蛾的家。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对每次离开基地的经历都记忆犹新，也明确记得唯一一次遇见苏洛夫的情景。那时接近正午，太阳高悬于南方山脉上方，往旁边倾斜几度便是新月形的地球，细得只剩下一线，几乎看不见。英国的地球物理学家亨德森想要前往基地东边数英里，到几个检查哨记录磁力读数。其他人都在忙，我正好工作有个空当，就与亨德森一起步行出发。

旅程不长，不至于需要机车，尤其是机车电力已经偏低。何况，我也很享受在月球开阔的荒野漫步。并非因为景色；再怎么令人惊艳的奇景，看久了也会习惯。才不呢，我最喜欢那毫不费力、仿佛慢动作一般的步行方式，几次都不厌倦。每一步弹跳向前，都让我感受到太空旅行实现前人类只有做梦才能体会的自由滋味。

我们完成工作，回程半路，我注意到南方约一英里外有个人影也在平原上移动，那人并不远，就在苏联基地附近。我扳开头盔上的望远镜，仔细观察。当然了，就算再近，身穿太空服也认不出人脸的；不过由于太空服各有颜色与编号，看不清脸孔也无所谓。

“那是谁？”亨德森透过我们共用的短波无线电频道询问。

“蓝色太空服，三号——是苏洛夫。但他怎么一个人呢？我不明白。”

月球探索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所有人都不可在月球表面落单。太容易发生意外了，而其中许多突发事件，有同伴时显得微不足道，独自一人时便可能致命。举例而言，若你的太空服腰背部破了洞，氧气慢慢泄漏，怎么自行贴上修补胶布？听来或许好笑，但确实曾发生过。

“可能同伴发生意外，他正要去求助？”亨德森说，“我们最好呼叫他。”

我摇摇头。苏洛夫看来不赶时间。他独自外出，现正从容地往奇奥科夫斯基号前进。若克拉斯宁指挥官允许下属独自外出，就算这并不恰当，也不是我该管的事。而若苏洛夫违反规定，举报他同样也不是我的职责。

接下来两个月，常有人目睹苏洛夫独自来去，若他们靠得太近，苏洛夫总会避开。我私下打听过，由于人手不足，克拉斯宁指挥官不得不放宽某些安全规定。我仍无从得知苏洛夫在做什么，而且更压根儿没想过他的指挥官也同样一无所知。

接到克拉斯宁的紧急呼叫时，我心中有种“你看吧”的感受。三艘船都有船员遇上危险必须派出支援的经验，但这是第一次有船员失联，且太空船发出召回信号却未获得回复。我们匆忙召开电话会议、拟定行动，三艘船各自派出搜索队。

我再次与亨德森搭档，最合理的就是沿着我们之前看到苏洛夫的路搜索。那里算是“我们”的领域，与俄方的船有点距离。我爬上一个浅丘，突然想通，或许苏洛夫不希望同事得知他在做什么。至于他的实际目的，我毫无头绪。

亨德森发现了他，透过太空服无线电呼救，但已经太迟了。苏洛夫面朝下趴着，太空服已泄气皱成一团。苏洛夫原本膝盖着地，然后不知什么打破了他的透明塑胶头盔；从姿势可看出，他往前一倒，当场死亡。

克拉斯宁指挥官抵达时，我们仍盯着苏洛夫死前正在检验的不明物体看。该物体约三英尺高，外层如皮革，偏绿色，呈椭圆形，根植于岩石中，满布卷须。没错，“根植”，这是株植物。几码外还有两株，体形较小，外貌枯黑，显然没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