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入太空。我们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建立了第一条电视传输线的那天是个伟大的日子。当我们坐在非洲中心的上空，信号发射到中继二号上，我们把信号传送到三号——位于新几内亚上空——他们又把信号射到地球上，经过九万英里的旅程后，信号清晰无误。

然而，这些都是工程师们的私人测试。该系统的正式启用将是世界通信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一场精心策划的全球电视直播，每个国家都将参与其中。这将是一场长达三个小时的演出，因为电视直播镜头第一次在世界各地漫游，向人类宣告，最后一道距离障碍被打破了。

人们刻薄地认为，节目策划所耗费的精力就像当初建造空间站一样多，在策划者要解决的所有问题中，最困难的是选择一位主持人或司仪来介绍这场精心策划的全球演出，而这场演出将有一半的人类观看。

天知道幕后有多少阴谋、勒索和明目张胆的人物暗杀。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这伟大的日子前一周，一枚非计划中的火箭载着格雷戈里·温戴尔进入轨道。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惊喜，因为格雷戈里并不像美国的杰弗斯·杰克逊或英国的文斯·克利福德那样是个大人物。然而，似乎大人物们鹬蚌相争，格雷戈里通过那些政客熟知的手腕，得到了这份令人垂涎的工作。

格雷戈里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广播电台做音乐节目主持人，并在好莱坞和曼哈顿的夜总会巡回演出，直到有了自己的一个全国性常驻节目。除了他玩世不恭而又轻松的个性之外，他最大的资本就是那深沉的天鹅绒般的嗓音，为此他可能要感谢自己的黑人血统。哪怕你断然不同意他所说的话——甚至当他在采访中把你撕得粉碎时，听他说话仍然是一种享受。

我们带他参观了空间站的宏伟景观，甚至(严格违反规定)带着他穿上太空服从气闸出去。他喜欢这一切，但有两件事他特别喜欢。“你们造出来的空气，”他说，“比我们在纽约呼吸的还要好。这是我从事电视工作以来，鼻窦炎第一次消失。”他也很喜欢这种低重力的环境；在空间站的边缘，一个人的体重只有他正常的地球体重的一半——而在轴心处，他会完全失重。

然而，周围环境的新奇并没有让格雷戈里在工作里分心。他在通信中心花了好几个小时，打磨他的剧本，弄好提词板，并研究那几十个显示器屏幕，那将是他了解世界的窗口。我有一次遇到他，当时他正在介绍伊丽莎白女王，女王将在节目的最后在白金汉宫发言。他一心一意地排练，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就站在他身边。

那次电视直播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十亿人观看了从地球每个角落传来的“现场直播”节目，全世界最伟大的公民逐一亮相。海陆空数百台摄像机好奇地看着转动的地球，最后还有那个通过空间站上的变焦镜头拍摄的地球的精彩镜头，让整个地球退去，直到消失在星空之中……

当然，也有一些小故障。大西洋海**的一台摄像机没有按时准备好，我们不得不花一些额外的时间去看泰姬陵。由于一个切换错误，俄语字幕传送到了南美，而半个苏联发现自己看的是西班牙语字幕。但这与可能发生的情况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整整三个小时，格雷戈里用圆润而又绝不矫揉造作的声音，同等轻松地介绍了著名的和不知名的人。他做得非常出色；广播结束的那一刻，祝贺的声音便涌了过来。但他没有听到；他给他的经纪人打了一个简短的私人电话，然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开往地球的渡运飞船正等着带他回去，去找他愿意接受的任何工作。但它离开时格雷戈里·温戴尔没有上船，他现在是接力二台的初级播音员。

“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他开心地笑着说，“但我为什么要回去参加毫无意义的竞争呢？我有整个宇宙可以看，我可以呼吸没有烟雾的空气，低重力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大力士，我的三个亲爱的前妻也不能对我下手。”他对着离去的火箭飞吻了一下。“再见，地球，”他叫道，“当我开始思念百老汇的交通堵塞和顶层套房的暗淡黎明时，我会回来的。如果我想家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可以看看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比在地球上更身临其境，但也可以随时把自己与人类隔绝开来。”

他仍旧微笑着看着渡运飞船开始漫长的下落返回地球，走向本可以属于他的名利。然后，他欢快地吹着口哨，迈着八英尺的大步离开观景厅，去播报下巴塔哥尼亚的天气预报。

过客

公平起见，我要在一开始就警告你，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但它有一个明确的开始，我遇到朱莉的时候，我们都是天体科技的学生。我毕业的时候，她正在读太**理学的最后一年，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我们见了不少面。我现在还保留着她织的毛线苏格兰圆扁帽，这样我就不会把头撞到我的太空头盔上了。(不，我从来没有勇气戴它出门。)

不幸的是，当我被分配到二号卫星时，朱莉去了太阳天文台——与地球的距离相同，但沿轨道向东偏了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