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首次发表于《花花公子》(Pyboy)

收录于《十个世界的故事》

这是少数我背离山姆·戈德温[1]名言的例子。他说：“想传达信息，找西联[2]吧。”本篇故事恰恰是我想传达的信息：警告大众商业通信卫星的潜在危险。那时，距离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发射还有五年。尽管政治情势有了些微改变，故事的其他内容都已成真。

我的名字是阿瑟·克拉克，真希望我和这档肮脏事毫无瓜葛。不过，既然美国的道德可能受到危害——容我重复，道德——我必须先说明自己的资历，各位才能了解，我如何在已故的阿尔弗雷德·金赛博士[3]协助下，不知情地引发了雪崩般的灾难，西方文明恐将面临衰亡。

一九四五年我仍任职于皇家空军，身为雷达兵，我想出此生唯一一个原创的点子：我在第一颗斯普特尼克卫星诞生的十二年前，想到人造卫星可以成为绝佳的电视信号发射器。卫星站距离地表数千英里，能轻易向大半个地球播送信号。广岛原子弹爆炸一周后，我写下自己的创意，提出在赤道上方两万两千英里处设置中继卫星网络的构想。在这个高度，完成绕地球公转一周恰好需要一天，因此能固定于地球相同位置之上。

这篇文章刊登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号的无线世界杂志，我当时没料到天体力学竟会在我有生之年走向商业化，未曾为自己的构想申请专利。就算我想申请，成功概率应该也不大。(若我判断错误，也宁可不知道真相。)不过，我持续在著作中宣扬这个构想，直至今日，通信卫星已经如此普及，却无人晓得其起源。

美国众议院太空工程与太空探索委员会与我联络时，我确实曾试着澄清，心怀哀怨地为自己讨公道；若有兴趣，各位可在委员会报告未来十年太空发展第三十二页找到我的证词。当时我仍浑然不觉，后来事件发展(如同各位接下来即将得知的)与我当时的结语对照，显得格外讽刺：“由于我居于远东，时常可见西方世界与苏联为了数百万尚未表态的亚洲人民明争暗斗……若电视信号可能从正上方的卫星传播，政治宣传的效果高低便可能决定胜负……”

我的看法仍没有改变，不过我当时忽略了某些可能——不幸的是，其他人想到了。

一切始于某场官方招待会。生活于远东首府城市，这种场合已成为独有特色。当然，这在西方国家也很常见，简直稀松平常，但在科伦坡，鲜有其他娱乐足以匹敌。只要你还有点身份，每周至少会收到一次邀请，参加大使馆或公使馆、英国文化协会、美国援外使团、法国文化协会或其他以字母缩写为名，由联合国衍生出的无数机构所举办的招待会。

起初，我和我的合作伙伴的社交圈仅限于印度洋水面之下，我们无足轻重，外交圈很少找来我们这儿。但麦克为戴夫·布鲁贝克[4]的锡兰巡回演出担任主持之后，越来越多人注意到我们；尤其，他又娶了岛上数一数二知名的美人，更引人注目。因此现在鸡尾酒和酒会小食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取决于我们多么不情愿舍弃舒适的纱笼裙，换上西方荒谬的衬衫、正装外套和领带。

那是我们第一次造访苏联大使馆，当天招待的是几位刚进港的俄国海洋学家。在列宁与马克思画像无可避免的照看下，属于各种族裔、宗教和语言的宾客四处流动，与朋友闲聊，或者专心大啖伏特加与鱼子酱。我和麦克与伊丽莎白走散了，但仍能看见他们在房间的另一端。麦克正在讲那个“我就在五十英寻[5]底下……”的老故事，吸引了一帮听众。伊丽莎白饶富兴味地看着他，而更多宾客看着伊丽莎白。

自从我在大堡礁潜水采珠时弄破一只耳朵的鼓膜，听力就大为受损；地面上的噪声对我来说太吵了，听起来至少多了十二分贝。尤其在这种场合，若被介绍给名为达玛斯里华登、提沙维拉辛提、古恩奈提里克跟加雅维克里玛的宾客，听力障碍更显麻烦。因此，我若不是对着餐点狼吞虎咽，就会找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希望若与他人交谈，至少能听懂对话一半以上的内容。当时，我正站在装饰柱旁，躲开噪声，一边以抽离(或说像毛姆般超然)的态度观察现场。我发现有人看着我，脸上表情写着：“我们是否见过？”

我会仔细地描述他的长相，因为想必不少人认得他。他大概三十几岁，我猜是美国人，看来光鲜体面，留着利落短发，流露出在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工作的神态；这种风格原本极具标志性，后来却被年轻一代苏联外交官与技术顾问模仿，学得惟妙惟肖。那人大约六英尺高，棕眼锐利，两鬓黑发斑白得太早。尽管我敢肯定我们从未见过，他的面容却让我想起某人。我花了好几天才想起来：刚过世不久的约翰·加菲尔德[6]吗？他们长得极像，如出一辙。

通常，若陌生人在酒会与我四目相交，我的标准作业流程会自动开始运转：若对方看来还算可亲但我暂时不想自我介绍，我就以不带偏好的眼神扫视，不露出任何认出对方的样子，但也避免显得过于不友善。若对方看来猥琐，我就会“好好端详”对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