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太重要了。”

他们静静地凝视着对方的双眼，目光越过了弯曲的地表，越过了多年分离造成的情感荒漠。接着戴安娜用有些发颤的声音答道：“我这就去收拾东西。”

消息既然已经传了出去，他便有种卸下重担的感觉。甚至来自对手的同情也不似想象中那样难以接受了，因为一夜之间，他其实已经没有敌人了。多年来，他和一些人除了互相诟病再无其他交流，如今对方也发来了问候，其真诚无可怀疑。旧日的争吵已经消失不见，或者被意识到原本就是源于误解。一个人非得行将就木才能明白这些事情，实在是一种遗憾。

他还明白了一件事情：对一个公务缠身的人而言，死亡也是一件全职工作。接班人有待指定；法律和财务上的琐事有待理清；与委员会和政府有关的事务有待完结。已经生龙活虎了一辈子，工作不可能像关掉电灯说停就停。自己履行的职责多得令人惊讶，而将这些职责剥离出去又是千难万难。他从来不甘于将权力委派他人——很多人批评说，对于一个希望成为一把手的人而言，这是个致命的缺陷——但是现在他必须这么做。

他就像一座很快要停止走动的巨钟，而且不会有人过来上弦。他转赠自己的书，阅读并毁掉旧信件，关闭没用的账户和档案，发出最后的指令，以及撰写告别笔记。做这些事情时，他时常有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感觉。没有痛楚，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会再拥有若干年活力四射的生命了。他的前方只有心电图上几根线条，就像路障横亘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又像是一个诅咒，由只有医生才能读懂的奇怪语言写就。

现在戴安娜、艾琳和她的丈夫几乎每天都带孩子来看他。过去他和比尔总是处不到一起，而他也清楚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指望女婿能取代儿子的位置，而且仅仅因为比尔没有一点马丁·斯蒂尔曼二世的样子，便对其横加责怪，也是不公平的。比尔自有其自身的成就：他照顾了艾琳，让她幸福，与她生养了子女。他缺乏野心的瑕疵——如果这真的称得上瑕疵的话——终于可以得到参议员的原谅了。

他甚至能够不带一丝苦涩地想起先走一步的儿子。儿子如今在开普敦的联合国公墓中，安眠于众多十字架中的一个人在南非可不大受欢迎。现在他倒是想去就去，但是又不确定该不该拿这件事情折磨戴安娜。他自己的回忆不会再困扰他多久了，但是她还要带着回忆继续活着。

但他还是想去，感觉那就像是一种责任。而且，还可以把这当作最后一次陪孩子们玩乐的机会。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度假，他们不会为一位素未谋面的舅舅感到丝毫的难过。就在他开始着手安排的时候，他的整个生活再次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如同不到一个月之前的那次。

甚至现在，每天早晨到办公室的时候，还是会有十来个甚至更多的拜访者在等着他。没有以前多，但也是好大一群人。然而，他从来不曾想象，哈克尼斯博士会是其中之一。

看到那个瘦长的身影时，他的脚步停顿了一下。他感到脸颊发热、脉搏加快，过去在会议桌上的唇枪舌剑、电话线里怒气冲冲的争吵，一齐涌上了心头。不过他很快放松下来，就他而言，那些事情都已经成为了历史。

哈克尼斯迈步过来，略带一丝局促。斯蒂尔曼参议员熟悉这种初见面时的尴尬——最近几个星期见得太多了。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放低姿态，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及那个禁忌话题。

“哎呀，博士，”他说，“真意外啊——我从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他就是忍不住要在话里带点锋芒，也因为看到对方的心领神会而感到满意。但是这锋芒其实已经没有讽刺意味了，对方的微笑也确认了这一点。

“参议员，”哈克尼斯回答道，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以至于斯蒂尔曼非得向前躬一下才听得清，“我想告诉你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能单独谈一会儿吗？不会太长。”

斯蒂尔曼点点头。有关什么才是重要的，他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位科学家来看他的原因，他也并无太大兴趣。比起七年前的上次会面时，这人好像变了很多，显得更加自信了。过去作为一名证人，那种紧张兮兮的气质曾经令他失分不少，如今那种气质也不见了。

“参议员，”私人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说道，“我有一些可能会使你非常震惊的消息。我认为你的病还有治。”

斯蒂尔曼重重地摔在椅子里。他可从来没有期盼过这种事情。从一开始，他就没让自己陷于海市蜃楼般的痴心妄想。傻瓜才会对抗无常，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旧日对手，气喘吁吁地说：“谁告诉你的？我的医生们——”

“别管他们。他们比时代落后了十年并不是他们的错。看看这个。”

“什么意思？我不懂俄语。”

“这是最新一期的苏联《空间医学杂志》，几天前到的，我们进行了例行翻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