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

然而，郑建国没有忘。

他心里始终有一个小小的、独立的角落，专门留给那个名为“宏远集团”

的旧城改造项目。

它像一根细细的鱼刺，卡在日常工作的喉咙里，不会致命，却时刻提醒着它的存在。

这份提醒，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一些不为人知的习惯里。

比如，每个中午午休，当同事们凑在一起闲聊或者趴着小憩时，他会安静地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

他不会去看那些新鲜的、关于新项目的工作记录，而是习惯性地翻到中间，翻到那几页字迹潦草、甚至画着潦草关系图的页面。

上面记录着他与宏远集团的每一次交锋，王经理说的每一句“场面话”

，以及老张透露的每一个工人的家庭困境。

他会用手指摩挲着纸上那些有力的划痕，目光在“主体结构”

、“工程尾声”

、“分配方案”

这些关键词上反复停留。

这不仅仅是回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热身”

，让他时刻保持着对这件事的敏锐和“战备状态”

，防止自己的心在日复一日的文山会海中变得麻木和迟钝。

再比如，他的办公桌台历上，在代表着大约三个月后的那个月份上，用红笔醒目地画了一个圈。

旁边用小字标注着：【宏远-安置房-预计封顶】。

这个红圈，是他每天抬眼就能看到的第一道风景。

它像一个无声的倒计时器，一个沉默的战友，每天都在提醒他：时候未到，但终将到来。

你不能松懈。

时间就在这“明”

与“暗”

两条线的交织中，悄然流逝。

秋天最后一批梧桐叶被冷风卷走，窗外的树枝变得光秃萧瑟，预示着冬天的来临。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

这两个月里，他又主动给老张打过两次电话。

电话不再是在焦虑中拨出，而是在一个宁静的、接近下班的时刻。

他想了解的，不再是工人们是否还在闹事，而是他们过得怎么样。

第一次通话，老张的语气里还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他告诉郑建国，拿到补偿款后，大部分工友都在工地附近的城中村租了房子，虽然条件简陋，但总算有了个落脚地。

孩子们也转到了临时的学校，大伙儿白天出去打点零工，晚上聚在一起喝点小酒，日子虽然清苦，但人心稳了。

而第二次通话，就在几天前，气氛则生了微妙的变化。

老张的声音里少了几分激动，多了几分对未来的期盼和隐忧。

“郑科长，”

老张在电话那头，声音压得有些低，似乎不想让周围的人听到，“大家现在都盼着呢！

前两天，有几个工友偷偷跑到那工地上看了看，楼是起来了，看着听像样的。

就是……大伙儿心里都没底，七嘴八舌地瞎猜。

当初合同上说的是八十平的户型，可别到时候给咱们缩水了。

还有位置，会不会把咱们都分到最差的朝向，或者最顶楼、最底楼啊？”

老张的这番话，让郑建国的心微微一沉。

他意识到，矛盾的焦点已经悄然转移了。

当生存的危机解除后，对“生活质量”

的要求便浮出了水面。

工人们的担忧，从“能不能拿到钱”

，变成了“能不能分到好房子”

。

他太清楚了，这些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在他十多年的基层工作生涯里，他见过太多在安置房问题上栽了跟头的案例。

那一张张因期望落空而扭曲的脸，那一声声在信访办公室里回荡的哭喊，都早已在他的记忆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记得几年前邻区的一个项目，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不低于一百平米”

，最后交房时，开商却玩起了文字游戏，把巨大的公摊面积算了进去，实际套内面积还不到八十平。

居民们去闹，开商就拿出补充协议里一行比蚂蚁还小的字，说“最终解释权归开商所有”

。

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居民们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他不能让这种事，在老张和那几百个工人身上重演。

那个周末，郑建国没有休息。

他把自己关在单位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泡了一大壶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