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没几年就被现实打破了——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踏上一条更苦的路：从军。

    边塞十三年：从颍川书生到军营幕僚，刀光剑影里写出的“士兵悲歌”

    贞元十三年（797），王建二十岁。这年河南大旱，学馆断了粮，他不得不回家。看着母亲饿瘦的脸，看着家里空荡荡的米缸，他咬了咬牙——科举遥遥无期，种地养不活家，不如去从军。那会儿幽州节度使刘济在招幕僚，听说只要有点文化，就能混口饭吃，还能有点俸禄寄回家。

    王建跟母亲辞行那天，天还没亮。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切成小块包好，塞到他怀里，哭着说：“到了那边，别逞强，活着回来就好。”王建没敢回头，怕母亲看见他的眼泪，一路向北，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幽州。

    幽州的冬天，比颍川冷十倍。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吹得人睁不开眼，军营里的帐篷漏风，夜里冻得人直打哆嗦。王建是个书生，没学过打仗，只能做幕僚，帮着写文书、记军功。可就算是文书，也得跟着军队跑——今天扎营在山谷，明天转移到河边，有时候刚写完一份报告，敌军的箭就飞进了帐篷。

    第一次见打仗，王建吓傻了。那天他跟着军队在边境巡逻，遇上敌军突袭，箭如雨下，士兵们惨叫着倒下，鲜血染红了雪地。

    他躲在石头后面，浑身发抖，手里的笔都掉在了地上。晚上整理阵亡士兵名单时，他看着那些年轻的名字，想起离家时母亲的眼泪，突然明白：诗里写的“战争苦”，远不如眼前的刀光剑影来得真实。

    从那以后，王建的笔变了。他不再写田园的平静，开始写边塞的残酷、士兵的痛苦。他的边塞诗，没有“大漠孤烟直”的豪情，只有“白骨露于野”的悲凉——因为他见过，所以写得扎心。

    他写《渡辽水》：

    “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

    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

    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各与题本乡。

    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

    想想那个场景：士兵们渡辽水去打仗，离家五千里，出发时父母就知道，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所以给孩子多穿几件衣裳，像办丧事一样送他走；就算有幸把尸骨运回去，也是在墓碑上写个家乡的名字；更多的人，站在辽水边，望着家乡的方向，再也回不去。王建写这首诗时，手里握着的，可能就是某个阵亡士兵的家书——那些没寄出去的信，字里行间全是对家人的牵挂。

    他还写《凉州行》，骂边将的荒淫：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

    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边将们只顾着自己享乐，不修边防，让胡兵占领了州县，还把老百姓赶到胡地，让他们学着说胡语、穿胡服。王建在诗里没喊“边将无能”，却用“去年养子孙，今著毡裘”的对比，把边将的罪责骂得明明白白。

    在幽州的十三年，王建从一个二十岁的书生，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的脸被风沙吹得粗糙，手因为常年握笔、写文书，磨出了厚茧，眼睛里也没了早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沧桑。他寄回家的俸禄，让母亲的日子好过了些，可他自己，却常常在夜里失眠——他见过太多死亡，太多分离，太多苦难，这些都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里，只能靠写诗来排解。

    有次他跟着军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