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茵陈、栀子各三钱，煎汁分三次服。首日，患儿小便量增，色稍淡；三日，腹胀渐消；七日，身黄褪去大半，能进米粥。桐君叹曰：“地有南北，水有寒温，草木禀气不同，故功效有别。苍梧酸浆生于炎岩，得火气之余，虽凉而不峻，主清上焦热毒，疗咽喉之疾；吴越酸浆长于水滨，得湿气之润，性寒而味苦，主清中焦湿热，退黄疸之黄。”

遂命弟子记录：“酸浆有二，赤者生阳坡，主利咽解毒；青者生水滨，主利湿退黄。”然彼时文字初兴，竹帛珍贵，仅将此识录于木牍，藏于药庐，更多细节，仍以口传授弟子：“采赤浆宜在秋初，果囊红透时；采青浆宜在夏末，囊未变色前。煎服时，赤浆可加蜂蜜调和，减其酸味；青浆需配生姜三片，防其伤脾。”此乃酸浆药用之南北分化，民间实践因地域而异，文献所记，不过其大略，真要得其精髓，仍需亲至田野，问于乡老。

第三回简牍拾遗：汉儒访古搜野志

汉武年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武帝好神仙方术，亦重医道，命太常寺设“本草待诏”，征集天下医方、草木之书。时有博士杜度，通经史，兼好医理，见宫廷藏书《神农本草经》中仅载“酸浆，味酸，平。主热烦满，定志益气，利水道”十七字，寥寥数语，不及南北之异，更无外敷之法，心有不甘：“昔桐君辨酸浆南北，丹砂氏用其治疮，何以典籍不载？”遂上书求往各地，访求民间医案、地方史志。

杜度携二弟子，先至苍梧，寻丹砂氏后裔。时过境迁，丹砂氏已融入百越族群，族老年近九旬，闻杜度来意，取祖传木刻《炎山草木记》示之——此乃部落先祖以刀刻木，记录草木之用，其中载酸浆：“赤囊浆，敷恶疮如神。昔有族民被虎噬，伤口溃脓，取酸浆叶捣敷，三日脓尽，七日生肌。”杜度大喜，恳请族老演示。

族老引至后山岩下，采酸浆鲜叶，洗净捣烂，加少许盐末，敷于一村民的腿疮上——那村民因农耕时被犁头划伤，伤口感染，红肿流脓，已逾十日。敷药当日，村民便觉疮口清凉，疼痛大减；次日，脓水渐止；五日之后，疮口结疤，竟能下地劳作。杜度叹曰：“外敷之效，竟胜于内服，典籍失载，何其可惜！”

继而北行至齐鲁之地，访得临淄县府藏《齐地农书》，其中载：“酸浆，又名红姑娘，秋实熟时，采而晒之，藏于瓷瓮，遇小儿夜啼、惊痫，取果三枚煎水，滴少许于口中，即安。”杜度疑之，恰遇当地里正之子，年三岁，每至夜中便啼哭不止，手足抽搐，医以安神药治之无效。杜度取晒干的酸浆果，按农书之法煎水，滴三滴于小儿口中，当夜小儿竟安睡至天明，连服三日，夜啼尽除。

弟子问曰：“《神农本草经》言其‘定志益气’，何以能治小儿惊痫？”杜度答：“小儿惊痫多因心肝火旺，酸浆味酸入肝，性寒清热，肝火平则惊止。农书所载，乃民间世代实践所得，虽未言医理，却暗合‘清肝安神’之旨。”遂将《齐地农书》之载、里正之子病案，一一录于竹简。

后又西行至关中，见民间有以酸浆根煎服治“热淋”者——某商旅因长途跋涉，饮水不足，小便涩痛，点滴难出，腰腹拘急。当地老妪取酸浆根二两，加滑石一两煎服，商旅服后半个时辰，小便通畅，疼痛立消。杜度查《关中风物志》，果有“酸浆根利水道，治淋沥”之语。至此，杜度遍历南北，收集酸浆内服、外敷、根茎果实之用，病案二十余则，然皆散见于地方史志、农书及民间口传，未有系统整理。他遂决意编撰《酸浆医案辑要》，将这些未入经典的实践经验汇集成编，以待后世医者参详。

第四回本草初录：医案证道立规范

杜度编撰《酸浆医案辑要》，初成之时，太常寺诸儒多有质疑：“《神农本草经》乃上古圣书，所载已备，君何必采民间野说，混淆医道？”更有博士言：“酸浆不过山野小草，岂能治惊痫、疮疡、黄疸诸多病症？恐是乡野村夫妄言。”杜度虽据理力争，然无重症病案佐证，终难服众。

是年秋，长安大疫，染病者初则发热恶寒，继而咽喉肿痛，咳唾脓血，甚者高热发斑，神志昏乱。太医令以麻黄、石膏治之，收效甚微，每日死于疫者逾百人。武帝忧之，诏天下医者入长安救疫。杜度闻之，携《酸浆医案辑要》与所采酸浆药材，赶赴京城。

至长安，见一坊内有妇人，年三十余，染疫五日，高热不退，面赤如丹，咽喉溃烂，不能言语，咳唾脓血，脉洪数有力。杜度诊之，曰：“此乃热毒壅盛，入于营血，非酸浆不能清其毒。”遂取苍梧赤酸浆果实十枚，配玄参、生地、丹皮各五钱，煎汁频服。同时取酸浆鲜叶捣烂，调